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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年轻时曾相信"刺杀救国"
自学化学为配毒药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日期:2014年9月18日 

  吴樾

  1894年6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焦头烂额的李鸿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书中列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领,“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这份上书由李鸿章亲信幕僚盛宣怀转呈,还有当世名流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推荐。上书人则在天津等待着面见李鸿章的机会,以“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战争已经火烧眉毛了,李鸿章没心情听人讲这些“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也没工夫召见一个28岁籍籍无名的医生。据说,李鸿章让手下人给了他一本护照,打发他去国外考察农业。

  李鸿章如果泉下有知,获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国的命运,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轻慢”——《上李傅相书》的作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果真出国了,却不是考察农业。1894年底,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筹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翌年2月,兴中会在香港成立,随即准备在10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事机不秘,起义未及发动即遭镇压。孙中山东渡日本。

  此后16年,孙中山一直在异国他乡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领导了10次未获成功的起义,直到1911年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孙中山年少时就自命“洪秀全第二”,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自称“四大寇”,早有“造反之志”。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标,据其自称是在甲午战争十年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对照之下,甲午战争前夕给李鸿章上书,满腔热情地“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似乎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救国救民的理想始终有着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两种选择。他更倾向于前者。

  正是甲午战争,让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明确起来。

  甲午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上书李鸿章未果的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第二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签约之年,“公车上书”,康有为爆得大名,进入仕途,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孙中山则策划了在广州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有着改良和革命两个前进的路径。改良触礁碰壁,此路不通;革命披荆斩棘,找到出路。

  甲午一战,中国国运坠至谷底,却也由此唤醒了千年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开始探索。寻路,贯穿了120年来的中国历史。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三民主义,一次次地探索,一次次地抗争,一次次地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却远没有完成革命的目标。此后数十年,中华民族继续着革命的主题,直到建立起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家。

  历经百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终于走到了最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坐标点上。两个甲子过去,沧海桑田,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民族之气昂扬奋进,与120年前决然两途。

  刺客列传

  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起义屡战屡败,革命频频受挫,前途未卜的形势下,越来越多激进的革命者选择了暗杀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间,革命党付诸实施的暗杀活动就不下20次,远远超过他们组织的起义次数。

  被列入刺杀目标的,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总督、巡抚,不一而足。但是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众多的刺杀事件中,成功案例其实不多,仅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少数几次。

  刺杀未果却又得到了最大政治利益的,要数汪精卫。1910年,汪精卫来到北京,准备安放炸药,炸死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结果事泄被捕。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壮怀激烈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间成了万众敬仰的英雄,连清廷也有意拉拢,没有将其杀害。

  以今日眼光视之,政治暗杀绝不是革命正道,即便对这些慷慨的刺客报以同情,其刺杀之举也不该被提倡。但在清末,这些蜂起的刺客却大壮革命声势。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很多人都曾准备加入刺客的行列。比如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年轻时相信刺杀救国,自学化学,每天配置毒药和炸药,还专门教了许多爱好化学的女学生,因为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

  另一个未能付诸实施的刺客是时年20岁的陈独秀,他参与策划了吴樾刺杀五大臣。据说,两人还为究竟谁去刺杀而争执扭打。精疲力尽之后,吴樾说:“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做易水之别。

  吴樾与陈独秀是不是有过这番谈话,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吴樾的牺牲和刺杀五大臣活动的失败,确实使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进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开始放弃暗杀这一革命方式,转而寻求以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

  立宪幻想破灭

  1911年5月,清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看上去,清廷实行君主立宪迈出了实质性步骤,此事本来意义非凡,然而它犹如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浇在了立宪派头上。

  在当时大清国激烈紧张的社会矛盾下,立宪派可能是除了当权者外,唯一一群仍希望维持清廷存在的人。在举国上下的立宪风潮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样的内阁成员名单意味着,本该限制君权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

  就阁员个人素质而言,这些皇族成员多为骄奢淫逸不知世务者。时人论道:“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为严嵩父子”。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兄弟,“均不过二十多岁,政治学识,两不称职”。但载沣却“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军咨府))及禁卫军”,让他们掌握军事大权,这种做法“不仅为当时汉官所反对,即属满人,亦多侧目”。

  人们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谓立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骗局,冥顽不灵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虚作假的宪政已不值得期待。就这样,君主立宪尚未诞生,却在民意中永远死去。

  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大都乐观其成。没有立宪派和地方官们的支持或默认,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形势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外起义内逼宫,新军为清廷掘墓

  1911年10月10日,驻防武昌的湖北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紧接着,起义像传染病一样在新军中迅速蔓延。22日,长沙新军起义;陕西新军起义。23日,九江新军起义。29日,太原新军起义;30日,昆明新军起义……

  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四十一天的时候,关内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和山东四省继续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独立。

  清政府花了无数银子建立起来的新军,要动手埋葬大清国了。

  清末新军的创建,缘起于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军事体制的落后有了切肤之痛,清政府在1895年派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练兵,督练“新建陆军”,即新军。新军聘请德国教官,采取近代德国陆军制度,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很快成为清军中最强大的力量。

  至武昌首义,清廷训练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军为中央军,占了六镇。各省新军为地方军,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

  新军起义,在清廷看来无异于统治根基动摇。清政府马上调遣新军最强大、精锐的北洋军前往武昌镇压。但这时清廷发现,唯一能够指望的北洋军根本不接受他们指挥。

  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得重新起用北洋军真正的主人袁世凯。

  袁世凯督师之后,北洋军很快攻下汉口、汉阳,随即停止了进攻,养敌自重。这之后,袁世凯对革命党和清廷分别上演了逼宫大戏。战与和,都是袁世凯手中的棋子。他翻云覆雨,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

  1912年1月16日,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袁世凯向清朝的孤儿寡母提出退位要求。他只稍微提及法兰西革命,隆裕就被“吓昏”了:“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中国帝制历史告终。

  甲午旧人重逢武昌

  武昌起义发生后,大清水师提督萨镇冰奉命率舰队前往镇压,比陆上的北洋军还早到了两天。然而,这支重建的清朝水师,将士多受革命思潮影响,对镇压起义出工不出力,开炮多数故意打偏。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就明白写道:“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淡漠。”

  刚刚被革命党人拥立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对江面上的清军水师焦急万状,赶紧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口称“夫子大人”,表示革命的目标在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劝说老师反正:“洪之所以能明此大义,一系吾师平日训诲之功,此次武昌之举,洪已审定确实,非他项革命可比……”

  黎元洪称萨镇冰为老师,并非客套。1884年,黎元洪考取天津水师学堂,而萨镇冰是第一届去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两人确有师生之谊。

  甲午战争时,负责北洋水师训练的萨镇冰,奉命率军驻守日岛炮台,与日军血战十一天。期间,其夫人闻萨镇冰患病,赶到阵前探望,却被萨镇冰派人阻在营外:“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

  甲午战败,清廷将罪责归咎于海陆官兵,萨镇冰等未殉职的海军将领被悉数革职。1899年,清政府决定重整海军,起用萨镇冰为北洋水师的帮统领总兵衔。随后萨镇冰一路高升,最终被提拔为水师提督。

  黎元洪是广东水师“广甲”舰二管轮,参加了甲午黄海大战。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逃跑途中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从此,黎元洪脱离海军,转投张之洞门下,筹练新军,一路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发动武昌起义的,正是其属下的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

  阅信之后,萨镇冰沉默良久,说:“黎原是海军中人。”两位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海军旧人,在武昌又有了一次人生交集。

  萨镇冰给黎元洪亲笔回信:“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看后心下大宽:“语虽双关,但无恶意。”

  萨镇冰的部属赞成革命的不少,舰队官兵向他提出举义的要求。萨镇冰不愿叛清,又不忍镇压革命党。11月11日,萨镇冰乘坐“江贞”号炮艇挂职而去。他用灯语示知水师各舰:“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

  第二天,大清水师各舰扯下了龙旗,炮口转向清军。

  专家解析

  甲午海战,

  假如中国胜了……

  程美东

  甲午之痛让中国人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时间过去了120年,但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悔恨依然充满着很多中国人的心头。120年过去,我们撇开刻骨铭心的怨与恨,而加以冷静地假设:若是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中国会怎样?

  我想就这样的假设展开思想的翅膀,遨游到历史的星空当中。

  假如甲午海战(主要是黄海大战)中国得胜,中国会乘胜追击、直捣日本本土吗?大清政府不会,大清的军队也没有这个能力——不仅海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敌日本,陆军更是不堪一击。如果陆军强大的话,黄海大战后海军躲在刘公岛就不会腹背受敌而全军覆没了。如此,甲午海战若能胜利,中国最多获得自卫战争的局部胜利,自己无法得到一般国家战争胜利后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如此,这场战争至多如前十年的中法战争一样,不败而败,最多只是一个面子的胜利!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满清朝野上下,必然弹冠相庆,一片赞歌,骤然间太平盛世之幻象必在诸多官僚士绅及一般人心中冉冉升起,圣君贤臣的阿谀之词便漫天飞舞……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光绪帝能踌躇满志、居安思危、乘机大行变革之事么?可能性极小,我以为戊戌变法断断不会产生。最大的可能性是慈禧皇太后所临御的30多年被马屁精们视为最为英明伟大的30年……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西方也许能高看一眼中国,中国兴许能争得一点平等的待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大清政府在盲目的自我膨胀中,不知深浅地以强硬的姿势来对待西方世界,义和团运动兴许能提前到来……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最大的可能性是清政府可能苟延残喘数十年,中国将会更加缓慢地爬行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甲午战败惊醒了中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是根本之图——甲午战前,孙中山还上书李鸿章,甲午战败使得孙中山觉得等不及了,认为改良不行,只能革命;甲午战前,中国文人还沉浸在词句文章的科举考试当中,甲午战败后,张謇弃状元之可能的仕途而经营实业,蔡元培离翰林院而事教育,梁启超弃进士考试而事维新……这些上流社会的文人在甲午战败后成批地从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转变过来,使得清政府失去了精英阶层的强固的支持,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

  前面讲了这么多有关甲午战胜的假设,其结局基本是负面的,如此言论可能为有些人所误解,以为为日本侵略中国唱好。若有如此想法,实在冤枉本人。我之本意实在简单:我们不能对于甲午战败简单停留在怨与恨的层次,而是要时时用警醒的态度来省察其中的原因,并且循此而超前设计我们的现代化发展,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不再经历此等奇耻大辱。不忘国耻是正确的,但不能将其化为愤青式的民粹,不能将其激变为漫天无效的空谈,而是要内化为前进的动力和时时不断的鞭策警醒。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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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樾 责任编辑:夏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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