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于抗战时期(1938年4月20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陈致平，湖南衡阳人，大陆解放前举家迁居台湾。陈致平在大学担任史学系教授，出身书香门第的琼瑶自幼喜爱文学诗歌，16岁，在《晨光》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云影》；19岁毕业参加大学联考，初尝名落孙山的滋味，从此展开写作生涯。1962年，她颇富传奇性的自传小说《窗外》开始在《皇冠》杂志上连载。刊出之后，轰动一时，琼瑶成为当时台湾年轻人的偶像符号。

　　琼瑶虽然出生于大陆，但是，她的成长期是在台湾度过的。她写作的黄金期，恰逢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人们对物欲的想望，对开放爱情的渴求，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旧礼教、旧思维仍牢牢地禁锢着人心。

　　与此同时，以威权统治形式控制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拿“戒严时期”禁锢的法条，和民族主义保护伞，阻挡了欧美、日本流行文化的进入，更给琼瑶作品存活发展留下了市场空间。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也仍是奢侈品的年代，许多台湾初中和高中学生(特别是女生)已经是人人一本琼瑶女士的著作《窗外》了。

　　只是，台湾的高中军训教官和初中训导主任，对学生管得紧，比如学生的头发长短，裙子该不该短过膝盖，男生戴的学生大盘帽是不是被刻意折成了美国西部牛仔帽，是不是有人偷偷躲在厕所抽烟……而至于男孩、女孩看什么课外闲书，学校当局这班管事的人，更是将之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查办。上级指示，凡是政治禁书，一律严格禁止阅读，抓到一律没收，而且要追查禁书来源──那年头，琼瑶女士的《窗外》，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最了不起的“禁书”了。

　　虽然琼瑶女士那本处女作《窗外》问世时(1963年10月)，我才七足岁，刚上小学不久，但是，印象中，台湾真正吹起琼瑶流行风，还是一九六○年代中、晚期的事，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还很匮乏，整个社会的观念也没今天开放自由。

　　想起1968年我刚到台北念国中(即初中，台湾称“国民中学”)，美国嬉皮(hippie)风潮吹遍全世界，流风所及，台湾的年轻人也拾人牙慧，在装扮上、仪容上，开始向老美看齐。

　　一九六○年代晚期，台北开始流行迷你短裙，想想，也不过是穿一件短裙子，就算露出半截白晢玉腿，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可当时竟比引清兵入关还严重。迷你短裙盛行之际，据说连蒋介石都大骂：“成何体统？”可街市上的红男绿女，照样迷你不误。

　　为了表忠，迷你短裙刚在台北街头出现时，台湾的报社主笔们(当时台湾只有两家电视台，而且新闻仅只半小时，新闻取向极端保守。仅有的几家报纸，照规定每天只被允许发行三大张新闻纸)，还群起鸣鼓攻之，在报端连续批判了好一阵子，只是，主笔大爷似乎都没念过西方传播理论，也不懂人的心理，报纸愈骂，反而愈激起年轻人的反抗与好奇心理，原本只是时髦大胆的年轻人敢穿，这一路骂来，不消几个月功夫，反而是大街小巷，只要年纪在十来岁到三十来岁的女士们，人人都穿起了老人家口诛笔伐的迷你短裙了。连中老年妇人也迎头赶上，招摇过市。

　　琼瑶作品也是如此，初中女生上课偷偷摸摸读琼瑶的《窗外》，被训导主任发现，少不得记过处分(通常记三大过就得开除离校)，之后，抓不胜抓，顶多被训导主任拿着《窗外》在脑门上轻轻敲两记，以示薄惩而已了。

　　后来，学校里接连几回发生了高中女生自杀身亡事件，在二三十年前的台湾，少见重大命案，高中女生自我了断，兹事体大，到底她是为何而死，七嘴八舌，归结到她有可能是读了爱情小说，想不开才寻死的。恰巧琼瑶作品当红，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偶尔被卫道之士当成泄忿出气桶，琼瑶的经典名著一本接着一本推出，这些小说集，成为一九六○、七○年代，台湾通俗文化的标志，继《窗外》，又有《幸运草》、《烟雨蒙蒙》、《莬丝花》、《潮声》、《紫贝壳》、《船》、《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等多部小说陆续发表，琼瑶之风，因而吹遍全台。

　　台湾未曾经历像文革那样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岛内市民社会在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那些个苦闷禁锢的世代中，琼瑶小说自然而然成为年轻朋友刺激神经的尼古丁。

　　一九六○年代，越战白热化，大批美军进驻台湾各个军事基地，街头巷尾到处是美国大兵，有的老美高视阔步，顾盼自雄，有的搂着台湾酒吧女，沿街买醉，丑态百出。台湾趁着越战方酣的年代，趁着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梦想，默默发展民生、冲刺经济。这也是国民党埋首建设，导引台湾迈向富裕之路，导引人民勤劳奋发，实现致富梦想的流金岁月。

　　繁忙的台湾加工出口区，女工们在出口商品的包装箱上打印“Made In Taiwan”字样，人们口袋里的钞票愈赚愈多，与此同时，欧美、日本流行文化迅速盛行，然而，基于“爱用国货”的“阿Q”心态，看琼瑶而舍弃看西方乃至东洋文学作品，似乎也满足了某些人的“爱国”心理，一定程度缓解了知识阶级嫌弃琼瑶作品浅薄所导致的卫道式鄙夷。

　　时序进入一九七○年代。随着琼瑶小说洛阳纸贵，琼瑶二厅一室(客厅、餐厅、冰果室)电影在台湾兴起一波波票房高潮，被琼瑶简单化的爱情哲学，透过声光化电，灌输给更多底层社会渴望梦幻爱情的台湾年轻人，潘安帅哥加上梦幻美女，三角恋情或者四角恋情的爱情排列组合，固定模式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在一九七○年代苦闷且亟欲挣脱保守牢笼的社会氛围中，成为当代少男少女自我陶醉、自求解放的一种初级型态。

　　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是，这种拍摄制作成本甚为低廉的电影与连续剧，竟成为台湾演艺事业开始和香港、日本外来娱乐工业一较长短的生力军。琼瑶不仅造就了书商，带动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热，也创造了一批新的影视富商，活络了原本已日薄西山的台湾影视工业。

　　然而，或许就因她太过着墨于“情”，满溢“鸳鸯蝴蝶、凄风苦雨”的俗套，即使她的著作依旧历久长青，但是，在面临以讲述现代都会男女生活或讲述异国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日剧和韩剧的冲击时，她恐怕得想出更丰富的剧情元素，以巩固既有的观众群。

　　诸如李敖等台湾高级文人对琼瑶的鄙夷，固然一定程度代表了台北的知识阶级不屑与琼瑶现象为伍的反射作用。但台湾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并起，思维纷繁的信息世代，琼瑶的“情爱产品”，已经不是年轻人惟一的选项，它顶多只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文娱商品当中，一项可以博君一乐的娱乐素材——即使这种“情爱产品”看似“有害”孩子的“心理健康”，但较诸二三十年前的年轻世代，我们又怎能一口咬定现在的孩子不如我们机灵、不如我们有更高的自主判断力呢？

　　再说，如果从商业利益和市场版图扩张的角度观之，假若琼瑶女士的作品──包括电视和电影，能打进两岸三地之外的亚洲文化市场，甚至进入世界其它区域，自成一格，蔚然成风，为中国人赚进大把钞票，一些卫道人士即便未必认同其庸俗本质，想必不至于反对琼瑶影视产品去赚老外的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