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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长文论述———

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06年10月11日 第 4290 期 A1版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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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人在近代上海移民人口中最高时三万多,绝对数字不大,比例也不算高,但是影响很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出自香山的成功者、著名者灿若群星,其中四个方面影响最大,一是买办集团起步早,势力大;二是环球百货,开一代风气,极大提升了上海商业中心地位和服务形象;三是小刀会起义;四是外滩公园交涉。上海香山人身上具有四个特点,即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会中西,植根中华,是香山文化的集中反映。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新近出版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史料,对寓居上海的香山人这一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论述,读来颇有启迪和收获。本报今日A6版“理论与实践”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 熊月之

寓沪香山人概况
  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行政格局为一市三治,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相对薄弱,各地移民的同乡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移民的地域特征相当显著,广东人、宁波人、苏北人是最为重要的三大群体。广东人中,又以香山人最为突出。
  香山,唐代建镇,南宋设县,其范围相当于现在的中山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部,珠海、斗门之大部,番禺、顺德、新会之小部。所谓香山人,即指这一区域的人。香山设县之初,因僻处海滨,农田稀缺,粮食不足,经济落后,被列为下县,论经济,论文化,近不能与广州、佛山相比,远不能比苏州、杭州相比,很不起眼。那时的近万户香山人,也没有什么令人艳羡之处。苏东坡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时整个岭南,都被视为边陲荒僻之地。到明代,香山依旧被视为“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康熙朝《香山县志》仍称此地“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家无百金,取给于渔农”。嘉庆、道光年间,香山才渐趋富庶,全县人口超过四十万,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同列为上县。
  香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端,毗邻澳门、香港,是中国最先飘洒欧风美雨的地方。香山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之时,适逢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香港割让,五口通商,与欧美世界联系空前密切。香山人抓住了这一时机,一面向东南亚、檀香山、北美、澳大利亚移居,一面踩着西洋人的足迹,向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拓展。上海是晚清中国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香山人谋求发展的重点城市。
  最早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香山人,是随洋行从广州北上的香山买办。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同年上海就有怡和、宝顺等5家洋行开设,第二年增加到11家,1847年增加到24家,到1852年已有41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洋商觅雇员为事所必然,例所不禁,各听其便。因此,洋行开办之时,也是买办到沪之日。早期洋行买办多为香山人,因此,上海洋行急速增多,上海香山人也快速增多,宝顺洋行的徐钰亭、琼记洋行的朱雨亭、都是四五十年代就来到到上海的香山买办。1845、1846年先后到上海的怡和洋行的买办阿三、阿福,具体籍贯不详,只知道是广东人,但是,根据那时洋行买办多为同乡人互相推荐担保的惯例推测,这两人很可能也是香山人,因为他们的后任林钦、唐廷枢都是香山人。
  随着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广东商人也纷纷北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日后成为上海道台的香山人吴健彰,原来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同顺行商人,在1842年就来到了上海。从事糖业和丝茶业生意的香山人刘丽川,1849年来到上海,日后成为著名的小刀会首领。
  据估计,1853年以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雷钦惠梅帮最少。广肇帮中香山人最多,人数有两万多。
  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日趋增强,香山人来沪日多。到1949年底,上海有广东人119178人,其中香山人估计为3.5万。他们相对集中的区域,为老上海的虹口、新成、静安寺、嵩山等区,在今虹口、黄浦、卢湾、静安等区域内,都是上海的黄金地段。
  还在1853年以前,广肇帮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焚毁。1872年,在上海县知县、香山人叶廷眷、大买办徐润等倡导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晚清公所不设总董,只设董事。唐绍仪长期资助公所,因此长期担任董事。从创办到活动,可以看出香山人在广肇公所中占主导地位。公所主要职能,一是建立广肇山庄,定期运送灵柩还里;二是创办义学,为旅沪广肇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到1919年,已办9所义学,入学人数1200人;三是一年一度举办盂兰盆会,将家乡习俗搬到上海;四是设立医院,救治寓沪广肇同乡;五是为同乡排解纠纷,提供贷款、信用担保等各种帮助。
  香山人在上海的职业门类众多,包括商业、工业、金融、房地产、教育、出版、艺术等,成功者、杰出者、著名者灿若群星,如革命伟人孙中山,政治活动家唐绍仪,对上海政治、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吴健彰、刘丽川、叶廷眷、吴铁城,著名买办、企业家徐润、唐廷枢、唐廷植、郑观应,上海百货业巨头、创办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永安纺织公司的郭棣活,为发展中国糖果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马玉山,为发展中国烟草工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郑伯昭,杰出电影艺术家郑君里,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举世闻名影星阮玲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容闳、黄胜,发明四角号码、著名出版家王云五,这些,都已经为学术界所熟知,有许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
  此外,上海各行各业,还活跃着一批香山人,名气可能没有上面那些人大,但也相当突出,相当有成就。比如,经济方面,为发展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作出重要努力的方举赞,香港著名的新都城酒楼总经理、被誉为“酒楼闻人”黄瑞麟是在上海长大、上海起家的,发起成立中华实业银行、创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的薛仙舟。政治方面,参加领导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革命家杨殷曾在上海刺杀袁世凯干将郑汝成,其最后牺牲地是上海,实业家兼政治活动家冯少山基本活动地在上海,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而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梁仁达,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思复一度在上海活动。文化与社会方面,1949年以前在上海从事教育与革命活动、1949年以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教育家韦悫,热心女子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徐婉珊,为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二三十年代上海赫赫有名精武体育会创建人卢炜昌、陈公哲,著名法国文学家吴达元,享有盛誉的建筑学家吴景祥,蜚声海内外的魔术大师张慧冲,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长期活跃在上海电影界、产品相当丰富有广泛影响的电影艺术家黄绍芬,以设计“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众多雕塑而出名的建筑设计师谭垣,擅长风景摄影、出版有《南京影集》、《昆明影集》、《黄山影集》、《西湖倩影》等众多影集的摄影家郭锡麟,优秀儿童文学家郑马,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上海纵横驰骋,开拓创新,实干巧干,声名卓著,其中有四个方面,对上海经济社会影响最大,一是买办集团,起步早,势力大,在早期上海对外贸易中,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二是环球百货,开一代风气,极大提升了上海商业中心地位和服务形象;三是小刀会起义;四是外滩公园交涉。前两个方面,学术界研究成果甚多,讨论甚多,兹不赘述,后两个方面,则所论甚少,略述于下。

  香山人与小刀会起义  
  1850年代,以香山人为领袖,在上海发动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起义的发动、交涉、善后处理,都与香山人有直接关系。
  首先,吴健彰重用、偏袒广东人,为起义的酝酿、爆发埋下了伏根。
  如前所述,吴健彰、刘丽川都是上海开埠以后来到上海的。吴本为广州行商,以捐纳而为候补道员,早在1842年便来到上海。他从宫慕久担任上海道台开始,便事实上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办理外交的参谋。宫曾以他为助手,参与对外交涉。1848年青浦事件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很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容易沟通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理想人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中外态势选择了吴健彰。吴比较会做生意,但不大会作官,缺乏行政经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上海一部分守军被调往镇江一带驻防,身为道台的吴健彰为安全计,招募粤勇、闽勇,以作防御。上海地方士绅提醒他,这样做非常危险:
  古来谭兵者,谓召外兵不如募土著,固也。外兵主客不相习,痛痒无关,生事滋累。土著则家室自谋保聚,子弟必卫父兄。今浙、闽、广各为一帮,本地招集亦非一处,此其势固犹是外兵耳。江、浙懦而多诈,闽、广悍不畏法,近已小有斗狠,诚恐积为厉阶,贻误匪浅。脱巾一呼,变生肘腋,当事者何以待之?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地方士绅说的完全在理,但吴健彰听不进去。他做道台,不依靠上海地方士绅,而依靠广东人,特别是香山人。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40名广东人为警卫,衙门上下都是广东人,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广东帮倚仗这位本乡道台,走私贩毒,偷税漏税,得到好处不少。刘丽川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他利用同乡关系,将吴身边的警卫都发展为小刀会会员。后因太平军一时并未来攻上海,团练需费浩繁,清政府下令将团练解散,这引起练勇中会党成员的愤恨。小刀会遂酝酿起义。
  其次,政府高度机密被小刀会侦知,是起义提前发动的直接动因。
  小刀会原定起义时间是1853年9月18日,即农历八月十六。8月底,隐蔽在吴健彰身边的小刀会成员报告,道署中藏有四十多万两银子,近期将运走。为了这笔巨款,小刀会决定将起义提前。9月3日(八月初一),吴健彰照例要到天后宫进香,小刀会拟在途中袭击,后因吴加强了防卫而未下手。
  再次,起义戏剧般成功,上海道台戏剧般被捉被放,都是广东同乡关系在起作用。9月7日,为农历八月初五,县城内文武文庙照例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凌晨,正当牺牲供好、祭者到达、准备祭祀之时,成百上千的起义者,头扎红巾,手执器械旗号,冲进县城。县署中担任警卫的40名广东练勇,立即从腰间取出红巾,摇身变成起义者。吴健彰见昔日警卫今日尽扎红巾,始则厉声吆喝,继则容色沮丧,后则北面再拜,作欲自杀状。那些广东小刀会成员念同乡之情,也看在他平日对同乡多有照顾的份上,没有杀他,且以礼相待,劝他加入起义行列。吴不从,结果被挟至西城广东会馆监禁起来。到这时,刘丽川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有人作诗讥刺:
  私心自用为乡亲,招集南方无赖人。养虎自伤还误国,资财费尽又殃民。
  吴健彰被俘以后,如何处置,小刀会内部意见不一。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刘丽川念同乡之谊,下令勿杀。吴是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在吴被俘的当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刘接信后,当晚会见马沙利,表示吴的安全没有问题。9月9日,美国洋行派人到吴被关押的地方,让吴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吴出城后,先躲在传教士晏玛太的家里,然后躲入旗昌洋行。他的家属稍后由传教士救出。显而易见,吴表面上是逃走的,实质上是放走的。
  小刀会起义及其被镇压,对上海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上海城市重心此后逐渐移往租界,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杂处,工部局等机构由此设立。小刀会起义对广东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有一定影响。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请办理善后事宜,凡十四条,其中五条与广东人有关,即一、广东游民,未来者严其防范;二、广东游民,已至者分别递回;三、慎选会馆董事;四、稽查洋行雇员情况;五、闽、广商民会馆不准进入城内。经此顿挫,香山人在上海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当时清政府权力并不能达于租界,因此,所谓限制、防范广东人来沪的说法,只是流于一纸空文。广东人来上海发展的势头仍然很强。
  
  香山人与外滩公园交涉事件
  近代上海,发生过著名的关于外滩公园游览权力交涉事件。这是上海华人与租界当局交涉的大事,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欺凌的著名事件。最初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持续进行交涉的为首人物,就是唐廷植等香山人。
  外滩公园在1868年建成开放,以后的十多年中,虽然没有公开挂牌禁止华人入内,但工部局授令巡捕,允许衣冠整洁之上等华人入内,禁止下等华人入园。华人可否入园,并无身份证件,全凭巡捕主观判断,因此,不时会有有身份华人入园受阻的事情发生。1885年,公园明示游览规则,禁止华人入内。
  唐廷植等人的交涉始于1881年。这年4月初,唐廷植等入园被阻,引起交涉。他们致函工部局质问。4月20日,工部局先在覆信中表示,因花园面积有限,势不能尽容华人入内,故禁止下等华人,但衣冠整洁的上等华人可以入园。5天以后,4月25日,工部局推翻前说,不承认华人有享用公园之任何权利。对于工部局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唐廷植等很为不满,但也从中看出工部局对于上等华人入园问题是能够松动的。同月4月29日,《申报》提出变通办法,即有限制地向上等华人开放:
  或为西人计,不如择华人行栈之家有体面者,每行分与照会数张,准其持此以为游园之执照,如持有执照则听其入内游玩。设有折损花木、作践地方等事,即可令该行赔偿,想各行家深知西例,亦决不使粗卤龌龊之流持照往游。其或有往来过客意欲一扩眼界,即可由该行家处借照以便进园。既可公与人同乐之志,又无虑毁损糟蹋之事;而函中所谓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赏之言,亦有以自实其语,而不致人之疑为权词慰藉。
  《申报》的建议,得到唐廷植等人的赞成。同年11月,唐廷植、陈咏南、李秋坪、唐廷枢等八人联名具函,“希望工部局能允许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和外地客人能进入工部局管辖之下的娱乐场所”。他们提出有条件开放的建议:
  第一、所有善意的真诚的来花园游玩的中国人,必须出示证件。证件由工部局发给。有名望的中外人士的介绍信,或是社区居民团体委员会的介绍信,都可以作为入园的证件。
  第二、每星期安排两三天(星期六和星期天)允许持有上述证件或介绍信的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当地中国人入园。
  第三、鉴于现在花园面积小,可以把外滩前面那块用栏杆和链条围起来的草地(译注:即外滩街道绿地)当作花园的附属场地对外开放,供大众休息散步。也就是说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可以使用它,随时随地都能在草地上休息。如果这样做,目前这种不公正的感觉就会消失。
  此后,工部局部分地采纳了唐廷植等人的建议,由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酌发华人游园证,每证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发183张,每证以四人计,全年入园华人有七百多人。
  这一情况到1890年有所变化,一是入园游览的中国人比以前大为增多,影响了外国人的游览;二是有些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使用等。游园券的有效期限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他们有意乱用”。此后,工部局对中国游客限制更严。1890年12月,位于苏州河南面的华人公园建成开放,专供中国人使用,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也对游客开放,华人很少再索证游览外滩公园了,但是,身着西装的华人还是可以入园的。
  综上所述,唐廷植等人的抗争,取得了局部性胜利。
  香山人与外滩公园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抗争的领头人与骨干是香山人。从1881年入园被拒引起交涉,1885年致信工部局要求享受与西人同等待遇,到1889年禀请上海道龚照瑗与租界交涉,查考一下,可以看出,领导抗议运动的主要是如下八人:唐廷植、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廷枢、颜永京与陈辉庭。
  八人当中,除了陈咏南生平无从查考外,其他七人情况如下:
  唐廷植(1827—1897)、唐廷枢(1832—1892)兄弟二人,为广东香山唐家湾人;谭同兴,广东人,籍贯不详,上海谭同兴营造厂的厂主,后来成为上海著名房地产商;陈辉庭(1850-?),广东新会人,上海轮船招商局翻译,1891年以后担任轮船招商局商董、总董兼会办,1909年以后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任上海华兴保险公司总理;李秋坪(?-1888),香山人,高易洋行的买办,曾应吴虹玉之请,捐助土地和10700银圆给同仁医院建造大洋房、诊治房各一。颜永京(1838—1898)祖籍山东,生于上海。1848年入上海教会学校,1854年由教会送往美国留学。1862年返国,任上海英领署翻译,后改就工部局通事,以后担任圣约翰书院学监,虹口救主堂牧师。吴虹玉(1834-1919),江苏常州人,1848年入上海教会学校,受洗入教,1854年秋随军舰去美国,在一家报馆当印刷工,1864年回到上海,在教会工作。
  八个人当中,至少五个是广东人,三个是香山人,其中,唐廷植曾在旧金山为维护华人权益而进行斗争,在给工部局的信中,他的名字签在最前面。其签名的名称顺序如下:唐茂枝、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景星、颜永京、陈辉廷。因此,有理由认为香山人在这次抗争事件中起领头和骨干作用。
  其二,抗争有理有节。唐廷植等人既反对租界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华人,但也批评一些华人不守游览规则、折损花木的不文明举动。在交涉中,他们所持的理由,完全是西方社会公认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击中要害,所以,工部局无言以对。这种世界眼光与斗争艺术,与他们开阔的视野、所受良好的西方教育密切相关。
  顺便指出,上海租界各公园最后向华人开放,也与寓沪广东人努力有直接关系。包括外滩公园在内的上海租界公园,是在1928年6月以后,陆续取消禁令,向华人开放的。其时代背景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民族主义高涨,汉口英租界被收回,上海租界当局不得不作些让步。其直接原因,则是上海绅商的持续交涉。为了交涉租界公园开放,上海总商会推选冯炳南与吴蕴斋、刘君鸿生为代表,组成开放公园华人委员会会员,领头人是大律师冯炳南。冯炳南从1926年3月20日开始与工部局交涉,书信往复,持续两年多,从法律角度,逐一驳斥工部局的诡辩。工部局理屈词穷,最后只好同意开放。冯炳南虽然不是香山人,是广东高要(今肇庆)人,但属于广肇公所,与上海香山人声气互应。
  外滩公园的交涉,从开头到最后,都是广肇公所人领头,广东人在上海反帝爱国斗争中常常走在前面,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
  
  从上海香山人看香山文化
  寓沪香山人最多时也不过三万多人,但他们在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却那么彪炳显赫,引人注目,干了那么多大事,出了那么多名人。考其原因,就是香山人一直在讨论的香山文化在起作用。
  从上海香山人的身上,我以为可以归纳出香山文化的四个特点:
  其一,目光远大,视通中西。近代香山,处于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香山人接触西方早,走出国门早。容闳、黄胜、唐廷植、唐廷枢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时,内地一般人还不知道大地是圆球,不知道英吉利、美利坚,更不知道近代西方声光化电。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时,香山子弟那么多,京师及各地官绅还耻于与洋人接触。1883年,唐廷枢偕袁祖志等游历欧洲各国,回国后,为袁祖志所作游记写序,内称处今之世,了解外国,应该“身历其境,心识其事,略其小,详其大,揣其本,明其末,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而不为纸上凿空之谈”。这几句话,可以看作香山人走向世界、心系中华的写照。唐廷植、唐廷枢兄弟以一商人而编辑《英语集全》,郑观应以一商人而写《盛世危言》,其议题广度,思想深度,令当时众多专门读书治学的文人汗颜,这些本来应该由专业文人做的事情,倒让商人去做了,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时空来考察,就不难理解了。既知道西方、又了解中国的香山商人,与既不了解西方、又盲目自大的内地文人,适成鲜明的对比,而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启蒙,需要振聋发聩的呐喊,于是,这付担子落到了香山商人身上。
  其二,善捕良机,决策果断。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并不鼓励向外移民,也没有保护华侨的政策,甚至苛待华侨。但是,香山人善于捕捉时机,看到了向外发展的巨大空间与美好前景,移民东南亚,移民北美,以后又移民澳洲。虽然千辛万苦,但是成功了。五口通商以后,香山人又一次捕捉到良机,北上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到上海、天津、汉口发展,他们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容闳曾经拒绝当买办,认为那名声不好,他坚守的是中国文人珍视清誉、爱惜羽毛的传统。但这是个案,一般香山人不是这样,而是看准就干,迅速付诸实施。香山买办有许多成家族现象,子承父业,弟继兄业,世代相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畏清议。光绪初年,石印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原来从事房地产、航运业的徐润抓住了这一机遇,果断地投资石印业,开设同文书局,获得极大成功。清末民初,环球百货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身在澳洲的香山华侨,抓住了这一机遇,转身向内,大举发展,创办了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他们再一次获得了成功。即使是四十年代后期,华侨资本由内地向香港、澳洲等地转移,也是他们从全球的角度审时度势作出的果断决策。日后成为上海新新公司经理的李承基,少年时代在上海悠闲地学习上海话,在私塾里读诗书,学习《唐诗三百首》、《东莱博议》等传统文化,突然,他的父亲李敏周(新新公司总经理)遇刺身亡,他的母亲立即决定,要他改变方向,专攻英文,并请了专门的英文教师。李承基母亲看到了,在李敏周去世以后,对李承基来说,日后最好的发展空间,就是子承父业,最好的途径,就是懂得现代企业惯例,最近期的努力,就是先学好英语。机会永远向有准备的人招手,机会也永远向果断的人伸手。虽然看准,但不果断,仍然会让机会从身边溜过。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其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据研究,唐廷枢一生自营、合营、参与、主持的各种企业有47家,涉及航运、矿业、铁路、医院、学校等方方面面,每一样他由外入内,仔细琢磨,认真学习,力求最好。这简直叫人难以置信。郭氏兄弟为开办永安公司而进行游客调查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
  日升楼转角马路边上,面对面站着两个壮汉。一个在路南,一个在路北。两个人的双手全都叉在短褂子衣袋里。一会儿,右手摸出样什么东西,递交左手,左手连忙接住放进袋袋;一会儿,摸来递去,再放再掏的动作又重复一遍、两遍、三遍……
  郭葵许以重金交代他俩,每从身边走过一个行人,就摸出一粒豆子放到另一边的袋里去,一个也不能放过,一个也不能弄错,从早到晚,就做这件工作,但不得有丝毫差错。
  说的有些传奇,但反映了郭家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人都是学而知之,在学习中不断成熟、不断成长的。只要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就能与时俱进,不断进步。郑观应的著作,从早先的《易言》,发展到《盛世危言》的初版、修订版、再修订版,就是不断汲取新的养分、逐步完善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发展史,就是不断修正、精益求精的生动纪录。
  其四,融会中西,植根中华。上海香山人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出名,孙中山自不用说,其余香山名人,从容闳、唐廷枢、郑观应到郑君里、萧友梅、王云五,无不如此。但是,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他们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化,在骨子里仍然是中国文化,是吸收了西方文化营养的中国文化,是随时而进的中国文化。唐廷植、唐廷枢急公好义,在慈善方面作了许多贡献,唐廷枢单是义校就支持了九所,专供贫困子弟入学。徐润在社会公益方面,举凡赈灾、医院、学校、孤儿院、尚贤堂、青年会、洋药局、派遣留学生等方面,无不尽力为之。杨梅南在担任太古洋行买办、广肇公所董事时,凡流落在上海的广肇同乡,都可免费搭载太古轮船返回家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上海香山人在这方面表现相当突出。读李承基的口述史,看先施公司及其他香山人的行事,重然诺,讲信用,忠爱仁厚,济贫帮困,乐善好施,完全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儒商。先施的英文名称SINCERELY,揭橥的旗帜就是“真诚”。先施倡导的“货不二价”,搜集世界各国商品,分门别类,加以陈列,供顾客货比三家、自行选择,打破了商场讨价还价的惯例,树立了诚恳直率的商业形象。
  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会中西,植根中华,这四条,前三条是行为特点,第四条是文化特色,综合起来,就是从上海香山人身上反映出来的香山文化。
  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发掘地域文化资源,纷纷提出以地域命名的××文化,恰如其分者有之,牵强附会者亦有之。从近代上海香山人行为特点来看,我觉得,香山文化不但实至名归,自具特色,而且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发布日期:2006年10月11日   网站编辑:郑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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