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平均更老了。日前，有媒体援引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称，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至39.0岁。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呈加快趋势。按照该报告的定义，劳动力人口是指女性16至55岁，男性16至60岁，不包括学生。

不过，劳动力老化在各地域呈现不一样的表现。据报告统计，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分别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和浙江；平均年龄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新疆、广东、海南、贵州和西藏。大陆各省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处于32至41岁这个区间。

从这个纬度不难看出，劳动力老化和人口老化的过程是相同的。近年来，大量年轻人口流出加速东三省的人口老龄化，当然也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减少和老化。而对于上述“年轻”对照组，或者人口出生率连年保持较高水平，或者大量年轻人口的流入，在保持整体人口年轻态的同时，也拉低了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

由于年龄老化是年龄组不断推移的结果，按照我国社会老龄少子化的人口发展态势，劳动力人口老化趋势将不会发生扭转，而且恐将越来越老。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的逐年下降——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相关估算，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仍排名世界第一，但近10年间已减少4000多万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而在过去的40多年中，正是“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充足且有竞争性的劳动力供给，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腾飞。

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变量中，人口绝对是“慢”的那一个。这里的“慢”，不仅是说它反映在各项统计数字上的波动非常平缓，很难让人感受到冲击感；而且由它而起的变化传导速度也很缓慢，各种效应总是滞后出现。也因此，对于这种“慢”变量，我们理应投以更持久的关注和绸缪。

就拿劳动年龄人口来说，按照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相关数据，2019年该群体平均年龄为38.8，而1985年该项数据为32.25。由于相较年轻劳动人口，高龄劳动人口虽然在劳动技能、经验等方面占据优势，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由于身体素质、知识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高龄劳动人口的劳动产出率等提高有限，而且不利于技术进步。此外，劳动人口老化还将对社会的消费水平及结构等带来改变，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

既然劳动人口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与其过度忧虑，不如积极应对。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推进，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据前述报告，2020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而1985年，这一数据仅为6.14年。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刺激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照此，未来需大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持续开发劳动力质量红利。同时，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更多新职业，让劳动力需求侧的“压力”传导至供给侧进而产生改变。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正如不少学者所言，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集聚，复盘北上广深以及现在备受关注的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发展，都能清晰地看到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影响痕迹。应对劳动力老化等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再次正视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融合议题。近年来，多地不断降低落户门槛，释放出鲜明的积极信号，未来如何加速劳动人口的更自由流动和市民化，值得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