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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曾曝黑幕:评委同时成为获奖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日期:2014年6月4日 

  最近,鲁迅这个名字再次被许多人提及,语调中还满是同情。

  尽管眼神依然犀利,但这时的鲁迅被困在一块小小的奖牌里,只能听着周围争吵声四起,却无法拿起笔杆子加入战斗。

  5月16日,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1362部作品进入公示阶段。2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中说,其中来自湖北的一部作品“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她透露,“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而且“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随后,方方还贴出此人的一些诗句,供公众评价。

  通过诗句,人们很快找到了一位叫做柳忠秧的湖北籍诗人,并替鲁迅先生投出犀利的匕首。

  虽然柳忠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决否认“到处活动”的指责,但方方微博之后,关于鲁奖“跑奖”,“暗箱操作”的猜想立即充斥了媒体。有人通过大段的论述恳求,“假如不能保证评奖的权威公正,还是饶了鲁迅这个名字吧”,还有人回忆起之前围绕在中国文学奖项头上的疑云,说“别逼鲁迅写《论鲁迅文学奖的倒掉》”。

  “如果鲁迅九泉下得知柳忠秧这样的诗全票入围,恐怕气得要掀桌子了。”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看了柳忠秧的作品后说。在这首题为《岭南歌》的诗歌中,被方方摘抄于微博上的句子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

  “现在的问题是评奖在火,文学在烂。”肖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近年来一直关注公共文化的学者发现,本来在他看来应该为公共文化提供标杆的文学评奖,正在逐步丧失这一功能,“权力和资本的交手挤压,已经彻底扭曲了中国的文学评奖。”

  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对于不少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相比与诗人推荐前四处活动这件事儿,倒是方方的微博揭露,让他们更感觉意想不到。

  “这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场,”著名文学期刊《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说,“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于1998年公布第一届评选结果的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协设立,取代了70年代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诗歌奖”等奖项,被称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肖鹰告诉记者,这个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奖项,与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并立,“实际上是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的国家奖”。

  “作为文学的最高奖,无论是鲁奖还是茅奖,奖金都不算高,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意义重大。”周昌义说,在中国作协体制内,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对于出版社来说,书籍出版以后的好评度,在许多时候也远不如获奖来得重要。“一个文学机构要受到表彰,能以什么为标准?只能以这个为标准。”

  “文学获得奖励本身没有问题,”周昌义说,“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有一批体制内的作家可以完全隔绝于市场,仅仅依靠体制内的认可生活下去,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体系,而茅奖和鲁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亮的明珠,大家自然趋之若鹜。”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也曾抱怨国内一些文学奖“有点像是在评先进”。做过多次评委的他发现,“评奖之前往往被召集开会,统一思想”,“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此外,肖鹰还告诉记者,依照目前的惯例,如果某省份出现了一位茅奖或鲁奖获得者,往往意味着“这个省的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因此,获奖者往往可以以所在省市获得堪称名利双丰的表彰奖励。

  “在这种诱惑下,如果别人都跑奖,你又怎么能不跑呢?”周昌义反问。

  也正因如此,对于一些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方方这次捅破的“是一层大家心知肚明的窗户纸”。

  “跑奖的现象太普遍了。”作家倪学礼告诉记者。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说,据他所知,“不少人都在评奖时有过这样的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也曾经几次通过新闻猜测着那层“窗户纸”里边的风景。

  2010年,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网友们很快找出这位身份特殊的获奖者的两篇旧作《徐帆》及《刘亦菲》,并将其诗称为“羊羔体”。

  而就在官员获奖的新闻将鲁迅文学奖推向风口浪尖时,图书出版人沈浩波就曾在微博中触碰过这层“窗户纸”,称“不少鲁奖得主是用钱买的,还有一些是谋来的。跑奖,是作协体制内作家的人生大事”。

  不过,鲁迅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应该为这样的质疑声音而气愤的。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些茅奖获奖作品,“获奖之前不为人所知,获奖之后也迅速死去。恐怕将来的人们写这时代的文学史时,提都不会提一下”。

  文学评奖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

  即使是层“窗户纸”,但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捅破。

  曾经,面对沈浩波的爆料,中国作协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其“不符合事实,也不负责任”,“希望他负责任,拿出证据来”。

  而最近,遭到湖北省作协主席指责的当事人柳忠秧在接受采访时坚称:“作协的评委由作协决定,我一个都不知道,连通过初选的结果都是收到一条作协的短信才知道。”他称,方方对他的指责“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证据,那就是你诬陷我”。

  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窗户纸里包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事实。

  “有人把文学评奖的争议归结为暗箱操作或跑奖,我认为是不全面的,”曾出版专著研究茅盾文学奖评奖制度的学者范国英说,“不是说这些问题一定不存在,而是我觉得,文学评奖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

  早在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出炉时,就有人质疑评委会“都是居住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评委年龄也偏大”,属于“前文艺工作者”。随后,中国作协在接下来的第六届评选中做出更改,规定评委会和审读小组中京外专家不少于1/3。

  即便如此,文学评奖“圈子化”的质疑,也没有因此而消减。第六届茅奖评选时,有记者曾在报道中对比了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主要奖项在内的评委名单,发现一些出镜率颇高的名字,其中既包括陈建功,高洪波等作协官员,也包括白烨、曹文轩、李敬泽等评论家。

  “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或评奖关注只是聚焦于一个非常小的作家圈子,这样新人就很难出头。”肖鹰说,“如果你经常参加新书发布会或研讨会,就会发现每次都会添上一些新的名字,但一些老的名字总是在那里。”

  在肖鹰看来,相比于人们想象中的用物质开道的“跑奖”,这种“圈子化”影响下的文学奖,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虽然从1985年就开始在《当代》做编辑,周昌义还是会经常遇到一些稿件,到了退稿的时候才听别人说这个作者“得过鲁迅文学奖”。

  但是这种对于圈子的质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并不同意。第四届鲁奖结果出炉之时,这位从第一届开始就担任评委的批评家在接受采访时说,“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你得承认,很多作家也包括这次得奖的,都是和这个圈子毫无关系或者关系很浅的,有新冒出头的”。

  “对每次的文学评奖结果,文学愤青们经常无比愤怒,他们质疑评委的公正性,恨不得全民公决才能体现公正。但话说回来,假设我们全民公决,那选出来的文学作品会是什么样的?那得多庸俗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喜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文学肯定是一个取决于个人判断的东西,这是一个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奖永远都要承受争议。”李敬泽说。

  评奖都说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实际上,公平公正都是废话,只有公开才是实实在在的

  身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周昌义对于文学作品的争议性并不陌生。

  “对文学奖的质疑从来就有,你评了车延高,大家质疑他的官员身份,但如果你把奖给了莫言,可能同样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给刘震云。”周昌义说,“但不同情况下的质疑是不一样的。”

  周昌义说,虽然作为世界权威,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遭受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绝少集中于评奖程序,而在于文学本身。

  为了消除质疑,一些尝试正在文学界展开。从2004年开始,周昌义所在的《当代》杂志就开始举办一场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评奖。

  在这场名为“中国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比过程中,评选篇目不再仅限于出版社、作协或者专家的推荐,杂志读者和网友以及100家媒体,都具有推荐权。经过“海选”出来的书籍名单,将在一个会场中接受文学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公开投票,“或者在书名下贴磁扣,或者投乒乓球”。

  在2010年的评选现场,最终结果锁定在莫言的《蛙》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评论家必须当着两位作家的面,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在现在的状况下,文学评奖公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肖鹰对于这种类型的尝试提出自己的质疑,“评委在公开情况下投票,更要考虑人情因素,只会让圈子化更加影响到评奖结果。”

  最终,在《当代》的评奖现场,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坚持要“一票两投”,被拒绝之后,他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选择弃权。

  在肖鹰看来,要重建中国文学奖的公信力,负责评奖的机构,除了要设置更合理的评奖程序,遴选更具职业道德的评委以外,首先要对之前的种种质疑做出负责任的回应。

  但无论如何,在上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改变已经开始发生。最终评出的五部获奖作品,要经过62名评委的“过关斩将”式的投票,作家刘震云形容“像超女”,“像过山车”。

  从第三轮投票开始,中国作协网站“中国作家网”上的茅盾文学奖专题,在每轮之后详细公布实名投票情况。62位评委里谁投了哪些作品的票,全都赫然在目。

  饶有意味的是,2011年9月19日,当获奖者刘醒龙站在位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领奖台上时,感谢本届组织者和评委“公开公正的方式”;毕飞宇感谢的是他们的“担当和勇气”。而在2014年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中,类似的实名制原则也被加入其中,规定“实行实名投票。产生获奖作品的实名投票情况与评奖结果一并公布”。

  “评奖都说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实际上,公平公正都是废话,只有公开才是实实在在的。”周昌义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句地强调,“公开之后再有争议,就和主办方没有关系,而是文学本身的争议了。”

作者: 责任编辑:夏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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