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吕思勉说，“好文为游士，尚武为游侠。”中国自古便有侠客文化传统，但严格来说，自西汉中期以后，纯粹的侠客阶层已经消亡。此后，侠客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文人想象而存在。

历史上的游侠阶层，常游离于正统秩序之外，甚至被统治者视为秩序的破坏者。但他们以“言必信、行必果”的信条，在民间留有千古传颂的侠义佳话。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性地为游侠立传，让朱家、剧孟、郭解等名字跨越两千余年依然鲜活。今天，肝胆相照、万丈豪情的侠义精神依然是现代人的精神寄望。人们向往“说走就走的旅行”，向往海阔天空自由不羁的生活。其缘由何在？

12月28日，香山书院“无问西东”系列课程继续开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伟带领市民读者走近历史上的游侠，探寻侠义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与流变。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群像：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司马迁为何要为被正统排斥的游侠著书立传？刘伟认为，这源于他对游侠精神内核的深刻洞察。在《游侠列传》开篇，司马迁便为游侠正名：“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些游侠或许不被官府认可，甚至被视为“流窜作案”的危险分子，但他们重诺守信、舍身取义的品格，在司马迁眼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在司马迁笔下，汉初游侠朱家堪称侠义精神的典范。朱家与汉高祖刘邦处于同一时代，秦汉动荡之际，以一己之力救助了数百位受迫害的豪士，养活的贫苦百姓更是不计其数，但他自己却过着“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的节俭生活。更难得的是，朱家从不夸耀自己的善行。即便自己救助过的人后来封了王，他也不给对方报恩的机会。这份施恩不图报的境界，很是难得。

洛阳游侠剧孟同样以侠义闻名。剧孟的行事风格与朱家一脉相承，接济他人不求回报，默默行善却影响力巨大。剧孟母亲去世时，很多仰慕他的人不远千里前来吊唁，而他去世后家中财产竟不足十金。刘伟表示，剧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平凡的善举践行着侠义之道，成为民间秩序的隐性维系者。

与之相比，汉武帝时期的郭解是更复杂、更真实的游侠代表。作为司马迁的同时代人，郭解的形象立体而多面。他出身游侠世家，父亲因侠义之事在汉文帝时被处死。郭解年少时阴贼狠厉，睚眦必报。成年后的郭解却发生了巨大转变，“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广施恩惠而不求回报，天下游侠纷纷依附。有人对郭解箕踞而视，这种在古代极为傲慢的姿态，郭解的门客欲杀之，郭解却反思是“吾德不修”，不仅没有报复，还设法帮此人免除了徭役。

不幸的是，郭解的侠义之名最终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汉武帝为打击地方豪强，下令将关东豪强迁徙至茂陵。郭解家贫本不符合迁徙条件，但因名声太大被汉武帝点名迁徙，最终落得灭族的残酷结局。

两汉史家对游侠的两极评判

司马迁在记述郭解时感慨万千。作为游侠，他让“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必是其侠义精神广被称颂。司马迁为他的遭遇和结局感到惋惜。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后世史家的反对，形成了关于侠义与秩序的争论。

刘伟提到，班固在《汉书》中批判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认为他的行为违背道德，杀身亡宗是咎由自取。他还提到，“战国四公子”这类游侠不过是“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本质上是“窃符矫命，杀将专师”，违背了忠诚之道。班固甚至指责司马迁违背了正统儒家价值观，不该为这些破坏秩序的游侠歌功颂德。

另一位东汉史学家荀悦则将游侠与游说、游行并列为“三游”，明确将其视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根源。他认为游侠游离于制度之外，以个人私义取代公法，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传统社会“安土重迁”的治理理念背道而驰。这种观点成为后世正统史家的普遍态度。

刘伟认为，史家们的争论，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与个人侠义的不同审视、不同取舍。班固等人站在维护中央集权和社会秩序的角度，认为游侠破坏了正统权威，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而司马迁则更多看到游侠精神中那些超越了一般功名利禄的人性光辉，符合他一贯的写史风格。

“仗剑走天涯”是人性永恒的追求

游侠阶层虽然在汉代以后退出了正史舞台，但游侠精神并未消失。《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等人物，本质上就是游侠精神的传承者；还有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世界，让侠义文化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在现代社会，我们为何依然会被游侠精神打动？刘伟认为，游侠身上的某些特质，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高度契合。具体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社会，人员、资本、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经济繁荣的前提，这与传统社会讲究“安土重迁”的理念截然不同。一般来说，熟人社会对人的言行有着天然约束力。恶人作奸犯科常常避开家乡，反之，有些忠良在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后，可能也会做不体面的事。

游侠恰恰是流动性的代表，他们不受地域的限制，以个人信誉作为行事准则，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诚信精神不谋而合。在陌生人社会中，“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品质，正是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

更值得一提的是，游侠精神中蕴含着对自由的向往、对束缚的反抗，这是人性永恒的追求。有人渴望“仗剑走天涯”，有人向往“说走就走的旅行”，本质上都是对眼前的、固化的生活模式的突破，对天马行空、自由潇洒的向往。当然，这并非鼓励人们违背法律和道德，而是提醒我们在遵循社会秩序的同时，保持对个性的坚守和对理想的追求。正如司马迁所推崇的，游侠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即便在一个强权压制、利益交织的世界中，依然有人坚守道义、秉持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