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书院开放一年多，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方舟。不少市民读者由此追溯书院的发展，从唐代藏书室到北宋讲学圣地，从宋明理学的摇篮到当代文化复兴的载体，不难发现，书院不仅是中国独有的教育与文化符号，更重要的，它始终是中国文人内心一块温暖、宁静的情感栖息地。

2月9日，知名文化学者、电视策划人、艺术评论家王鲁湘做客香山书院，与市民读者一起畅谈书院何以跨越时空始终“不朽”，以及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与人心滋养。

书院从“藏书室”到“教育地”

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隋唐以后科举取士，民间藏书大量出现，书院也由此诞生。但它的功能比较单一，就是藏书。“那时的书院基本不对社会开放，因为书很贵重。”王鲁湘表示，真正让书院完成从“藏书室”到“教育地”这一转变的，是北宋的民间讲学之风，一批不走仕途的学者在此开坛授课，让书院有了师与生的联结。师徒聚在一起共读圣贤之书，共同交流激励。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在此时的书院中得以重现。

到宋明时期，书院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一度取代官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核心载体。王鲁湘认为，这背后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与学术风气的根本转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从读书人完善自我人格的阶梯，慢慢沦为做官的“敲门砖”，曲解或者忘却了学问的本质。直到周敦颐主张“乾乾不息于诚”，为书院确立“向上向善、涵养心性”的育人路径，成为书院的精神坐标。这份“希圣希贤”的追求，也成为宋代以后书院不变的使命。王鲁湘特别提到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院规，更是成为天下书院的范本，被皇帝颁布要求各地悬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短短五句话道尽书院教学的根本。

纵深来看，书院最珍贵的特质在于其自由讲学的精神内核。换句话说，古代书院是在大一统政治框架之内的、一个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空间。这份自由，在明代东林书院达到顶峰，“风声雨声读书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关心”，显然，书院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心系天下、议论朝政的场所。

近代以后，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书院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多数书院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学堂、中学甚至大学，比较“丝滑”地从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

在王鲁湘看来，书院之所以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从不是因为建筑的存续，而是其背后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这份内核始终围绕着“做人”展开。若干年前，王鲁湘曾经为北京凤凰岭书院定下“天地国亲师，仁义礼智信，十字记心中，堂堂做君子”的院训，并成为书院的精神根基。

“我们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一个做人的学问，它不是一个求知的学问。”王鲁湘表示，“天地国亲师，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独有的信仰体系，更是书院的精神底色。

具体来看，“天”是道德的最高评判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地”以厚德载物，包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国”是人类文明的分野，是一个忠诚的存在；“亲”是血缘，也是国家共同体的基础；“师”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地方，地位很高。“古代的老师绝非单纯的‘业师’，而是教你成长的人。”王鲁湘表示，“师”代表着文化的道统，皇帝代表政治的政统，道统高于政统。

而“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对“君子”的基本素养要求。“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仁者不忍；“义”强调人的行为要符合规矩，做正确的事；“礼”是社会的行为规范，让所有人有章可循；“智”是启蒙开愚，儒家教育的核心就是开启民智；“信”是一种契约精神，是“君子一诺驷马难追”的责任感。

补位现代教育，让人成为“更好的人”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国学热，让书院重新回到社会视野。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书院复兴的重要起点。

经过数十年发展，如今的书院早已分化出多元形态，例如开展高端国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书院，扎根民间、针对孩子的国学启蒙书院等。王鲁湘认为，后者的兴起源于家长们的集体焦虑。在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后，很多人对社会道德心生忧虑。“家长们认为趁孩子还小，要把古代的这种如何做人、如何做君子的教育，倾注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王鲁湘说。

王鲁湘曾执掌的北京凤凰岭书院，是当代书院的独特样本。这座书院以中国国家画院的一线艺术家为导师，招收各地画院院长、美协主席为学员，要求脱产两年学习。王鲁湘创办它的初衷，正是看到了西方美术教育的短板。他认为，中国画是有自己强烈文化属性的，可是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的美术教育逐渐垄断了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国画教学中的文化属性越来越淡，以至于我们很多从事中国书法创作的画家、书法家，其实并不深谙中国文化。因此，凤凰岭书院不仅教授书画技法，更邀请各界学者讲授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人文大课，让那些已经在地方上小有名气，甚至功成名就的中青年艺术家文化回炉。

在与市民读者交流时，王鲁湘提到，书院之于现代教育的核心意义，在于“补位”而非“取代”。当现代西式教育以求取客观知识、进行智能训练为核心，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格培养与精神滋养时，书院所承载的“为己之学”，恰好为现代教育解开难题。“学问为谁而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始终是完善自我，成为更好的人。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传统文化并不是高深的学问，而是藏在举手投足的细节里，坐姿、站姿的规范，接人待物的礼仪，把仁义礼智信的准则融入日常，就是最好的滋养。”王鲁湘表示，如今越来越多人走进书院，这本质上是对人格教育的回归，也是书院文化在民间的鲜活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