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分南北，汉水隔两城。雄浑浩荡的长江和清阔绵长的汉水将武汉一分为三——武昌、汉口、汉阳三足鼎立，形成了“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开阔格局。1911年，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的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让武汉以“首义之城”之誉载入史册。次年4月，应湖北都督黎元洪邀请，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访鄂，受到各界热烈欢迎。五天的武汉之行，成就了中山先生与武汉一段特殊的缘分。此后100多年间，武汉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武汉有两条以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路，一条叫中山路，位于武昌，一条叫中山大道，位于汉口；武汉有三尊孙中山铜像，一尊在武昌阅马场、一尊在汉口三民路，还有一尊在汉口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双人铜像是国内第一座孙中山夫妇双人雕像……长江之水浩浩荡荡，见证了百余年来武汉的沧桑巨变，而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设计的一整套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的蓝图构想，早已在一代代武汉人民的努力中，被实现并超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当初武汉革命党人舍生取义的壮举创造了历史，如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红楼”里的武昌首义故事讲了100余年

8月的江城武汉，烈日炎炎。位于武昌区阅马场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一长排红砖砌墙的建筑格外显眼，门口矗立着庄重的孙中山先生雕像。武汉人习惯称这栋房子为“红楼”。作为当时的鄂军都督府，孙中山曾在“红楼”发表题为《共和与自由真谛》的演说，论及共和与国民、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人辞去大总统的原因。

辛亥革命博物院副院长段君峰站在孙中山先生当年发表演讲的大礼堂里接受中山媒体采访时说，孙中山来武汉有三大目的：调查战绩，凭吊忠魂；伤痛民瘼，督促建筑；哀念流离，抚慰疮痍。

他说，孙中山和同盟会相继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但在中部地区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发动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并且建立了军政府，各地纷纷响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约有14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由武昌起义始，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真正落了地，所以孙中山先生到武汉来，在几个地方演讲都首先高度肯定武汉的首义地位，“‘红楼’也被称为‘民国之门’，孙中山先生也说，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1911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开始的第一天，武汉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感情。”段君峰表示。

辛亥志士后裔、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秘书长、收藏家万学工自小在这附近生活。在辛亥革命博物院南区，有很多他捐赠的藏品。谈起这段家国史，他如数家珍。万学工的伯公万耀煌系统接受了新式陆军教育，并在武汉首义爆发之后，从保定取道上海赶回武汉参加革命，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作战参谋和战时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在汉阳前线参与指挥战斗。汉阳失利后，黎元洪惊慌中离开武昌城。此时，起义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定，万耀煌和吴兆鲤策马驰行几十里，在葛店追上了黎元洪一行，取到印信，连夜赶回，使停战协定生效，并在次日清晨迎接都督回城。

这些故事是万学工后来才知道的。从小在首义路长大，他从没想过“红楼”与自己的祖辈有什么关联。学生时代的集邮爱好让他逐渐进入收藏领域，并对辛亥革命系列物件情有独钟，也由此让他走进这段历史，并以辛亥志士后代的身份而自豪。万学工收藏的第一件辛亥文物是“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枝蔓环绕的星形中间是黎元洪头像。1912年10月10日，武昌迎来第一个国庆日庆典。当晚，黎元洪在武昌设宴，并将这枚纪念章赠与宾客。

一行人游览博物馆，万学工热情地当起了讲解员。几十年的收藏生涯，让他对辛亥革命历史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他还参加了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和海内外的辛亥革命志士后裔一同挖掘历史、传承辛亥首义文化。万学工指着玻璃展柜的一枚“湖北谘议局议员”证章对记者说，他捐赠的这件藏品被认定为国家二级文物。1909年10月，湖北谘议局成立，这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谘议机关。“红楼”建成后，最初就是湖北谘议局的办公楼，是议员们参政议政的场所。辛亥革命爆发，它变成武昌起义军政府，后改为鄂军都督府。万学工说：“这枚证章，是湖北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见证。”他说，湖北人骨子里就有“敢为人先”和“不服周”的精气神，武汉成为首义之城，有偶然，更是必然，这充分说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据介绍，万学工捐赠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汉中山舰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等纪念场馆近200件辛亥文物。其中，国家二、三级文物有30多件。他希望，把辛亥革命的历史故事继续讲下去。

万学工感慨地说，孙中山用他看过世界的眼光为武汉超前设计了发展蓝图。以前，人们用“大县城”来调侃武汉的城市面貌；如今，武汉早已成为国际大都市。“城市一旦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潜在的资源优势就发挥出来了，特别是最近这10年，武汉发展日新月异。我曾接待过辛亥首义研究会的台湾同胞，他们说，武汉变化太快，差点认不出记忆中的故乡。”万学工说。

一座大桥背后的伟人构想终成真

1912年4月10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阅马场发表了演说，他说：“革命是从破坏中求建设，武（武昌）、阳（汉阳）、夏（汉口）三镇宜连成一片，汉口为商业区，汉阳为工业区，武昌为政治文化区。应在江上建筑大桥，或凿隧道，联络武汉。”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他多次提到武汉，并提出：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大武汉”是孙中山对武汉的期待，这一称呼也被武汉人沿用了下来。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剑表示，孙中山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他提出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者，人民有权推翻它；他找到了一条打破殖民主义体系的道路，即在国内发动民众、在国外建立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初步勾勒了打破殖民主义体系之后的新的世界秩序蓝图。

一条长江，隔开了武昌和汉口。当年万耀煌参加的“阳夏保卫战”均需要坐船渡江。一桥飞架南北，在长江上建桥，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位于汉阳的国内首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武汉桥梁博物馆内展示了四份设计图纸，分别是詹天佑、李文骥、梅旸春、茅以升提出的四个版本建桥构想，有的还进行过初步的勘测设计工作。最终，1957年10月15日，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此天堑变通途。9岁的余启新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参加通车典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当年的少先队员如今已是知名桥梁史专家，一生与桥梁结下不解之缘。余启新认为，“从提出构想到建成通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细数历史，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湖广总督张之洞推动修建汉阳铁厂，用于生产生铁、钢轨、钢板，清末国内大量铁路钢轨都是“汉阳造”。正因为此，孙中山认为武汉有条件建设大桥，他提出了详细的规划、具体的实施方案，还包括如何筹集款项。“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山先生是顺应潮流的。”余启新说。

余启新年少时在大桥旁边的工地附近上学，看着大桥一天天建成，他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根本体会不到什么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工人光着膀子，推着翻斗板车跑着，高唱着“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材料不够，武汉市民将自己房前屋后的台阶敲了把石板送过来建设引桥外部的石梯，每个人都能够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而感到十分光荣。做了多年桥梁史研究的余启新感慨地说：“很多有志之士一生都在为建桥而奋斗，为什么到新中国才能建成呢？这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它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加上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开放包容的观念，能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优秀专家一起参与修桥，可以说武汉长江大桥集合了世界人民的智慧。”

如今，长江和汉江上，基本每几年就有一座新桥诞生，让武汉有了“中国桥都”的美誉。位于武汉市民之家东翼的武汉规划展示馆，可以看到“大武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记者看到，武汉在市域范围内，规划布局机动车过长江桥隧25座，其中现有及在建16座，规划9座；规划布局轨道交通过长江通道15条，现有及在建8条，规划7条。不光是桥，在展馆的一张示意图上可以看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已建立沟通南北、贯联东西，连接全国多个城市群的高效枢纽网络，并正打造“高铁之心”，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首席专家、正高级规划师胡忆东说，孙中山当年对武汉的构想是在观天下、观形势、看未来、看百年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这位革命先行者超前的视野。100多年的时间里，武汉的城市定位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与国家的战略息息相关，如今，武汉早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交通联通的，不仅仅是区域之间的物理隔离，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落实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武汉如今承担着更大的使命，正以“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使命担当，汇聚起打造五个中心（中部经济中心、中部科技创新中心、中部商贸物流中心、中部对外交往中心、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澎湃动力。

余启新说：“武汉今天的发展足以告慰孙中山先生，他对于武汉的建设理想基本上全部实现而且大大超越。”

一条中山大道看尽汉口商埠百年

从规划馆出来，乘出租车穿过过江隧道往北，10来分钟便到达汉口。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山大道就横卧在这里，西起硚口云锦路，东连黄浦大街，全长8公里多，与江汉路、三民路、民生路等48条道路相交，是汉口最老的一条商业脊梁。

文史学者王汗吾在这条街上走了大半辈子。他说，中山大道的身世本身就是一部商埠史：它的前身不是马路，而是一座城墙。1906年前后城墙拆除，原城基上铺出一条能跑汽车的近代马路，取名后城马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正式定名为中山大道。“城墙拆了变成马路，马路通了长出商埠。”王汗吾这样概括汉口的来路。

漫步中山大道，这也是王汗吾退休后最常干的事，他经常“带团”游走城市。在他眼中，沿着这条路和周边次第排开的，是汉口开埠后形成的繁荣商业印记。汉口水塔1909年建成，曾是武汉第一高楼，标志着汉口告别“挑水卖、上坡下坡爬断腿”的日子；民众乐园1919年以“新市场”之名开业，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并称“三大娱乐场”，梅兰芳在此连演六天；江汉关扼两江航道之咽喉，进出口货物皆在此报关纳税。江汉路步行街沿线分布36栋历史建筑，被称为“武汉二十世纪建筑博物馆”。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又说：“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

在胡忆东看来，一百年过去，《实业计划》中武汉部分的设想“基本上原原本本地落实了”——当年构想的铁路网，如今“米字型”高铁四通八达；当年主张“联络三城为一市”的桥隧，今天一处处建了起来；当年设想留出的沿江长条陆地，已是“百里江滩”。而汉口，这个老的商埠，也已经被重新点亮。

2016年12月，中山大道核心段完成街区复兴改造，地铁6号线同步贯通，汽车车道压缩，建筑前的大片空地被改造为慢行道和休闲广场，百年商街从“车来车往的主轴”变回“步行、阅读城市的公共空间”。漫行于此，随处可见闲庭信步游览城市的人们。旁边的江汉路步行街、沿江大道，游客更是蜂拥而至，即使到夏日晚间10点钟，路上仍是人山人海。近年来，武汉以中山大道为主轴，将沿江大道、江汉路、京汉大道和黄浦大街围合而成的区域划为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这块区域常年游人如织，王汗吾一边进行着公益“带团”City Walk，一边时刻关注着历史建筑有没有被人破坏。

长期参与城市规划的胡忆东总结，中山大道及沿线的改造坚持“修旧如旧”，兼顾了三件事：以公共交通为主、机动车分区疏解；通过街道断面变化腾出更多“活跃空间”，让沿街店家与人流更好交互；把历史风貌保护与“古今交融”结合。江汉区据此提出打造“前额叶友好型城区”。他援引城市史学者芒福德的话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这正是武汉从工业重镇向人文宜居城市转型背后的逻辑。

在中山大道上把老故事翻译成新语言的，还有一群活跃在当地的在地文化创新创业者。汉口记忆（武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丹曾在深圳纺织服装行业干了二十年，2020年前后回到武汉，把创业方向定为“非遗数字化、非遗产业化”。他牵头办起“汉口记忆·创客杯青年数字文创大赛”，联合十多所高校建立非遗传承人工作室，把非遗老点心转为“武汉礼物”，与老字号联名走向国际。武汉文化创新产业促进会会长黄睿骄傲地说，武汉出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原创文创团队和作品，一个原创IP“蒜鸟”两年内出圈，巴公房子联名毛绒玩具一个难求，这些文化现象成了年轻人参与、传播老街文化的样本。

刘丹接下来还有大动作。江汉路正中间的璇宫饭店，是一栋百年文保建筑，当年号称“亚洲最大的弧形建筑”，与上海和平饭店齐名，也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里武昌鱼典故的发生地。他们把它改造成集沉浸式戏剧、二次元空间、非遗美食于一体的复合业态，“让不同年代的故事在这里平行呈现”。

孙中山先生对武汉商业地位寄予厚望，六渡桥到江汉路一带，曾是几代人“买大件”的共同记忆，老武汉人讲“声誉满三镇，购物在六门”，又说“紧走慢走，走不出一个汉口”。如今，这种盛况以一种更舒展的姿态延续，书写着中山大道上的现代商业故事。

铜像脚下的“民生”二字走进老街深巷

从商埠往城市更细处走，是“民生”。在武汉，“民生”不只是纸上的概念，而是脚下天天走过的路。

汉口六渡桥一带，矗立着那尊著名的孙中山铜像。1933年6月1日落成，由上海雕塑家江小鹣设计铸造，铜像坐南朝北，通高约七米，孙中山身着中山装，右手执杖、左腿前迈。基座两侧及背面镶刻着时任汉口市市长吴国桢撰写的《像赞》。

铜像所在之处，正是与中山大道相交的三民路以及民权路、民族路三条道路的交会点，加上不远处的民生路，合成一组以孙中山政治理念命名的路名系统。民生路始建于1929年，是武汉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设计施工的沥青马路，路名即取“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之意；沿街曾汇集商铺七十余家，不少店铺不约而同用“民生”二字作招牌。四条“民”字路从铜像向四方辐射，把“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变成了市民行走、经商、生活的坐标。老武汉人说“到铜人像去”，既是定位，也是认同。

孙中山给“民生”下的定义很朴素，“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也写道，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理想宏大，而它在今天的表达，恰恰藏在最细微的基层治理里。

“铜人像”周围的老街区近些年下功夫做的事情是“微改造”，因地制宜一点点改，不搞大拆大建。老社区没有高档小区的硬件，但可以保留老汉口的市井烟火，把密如蛛网的老电线入地“露出天际线”，把被大店招盖了多年的百年老店招重新露出来。

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街道打铜社区党委书记倪娟爽朗地说，“民生”并不是多大的词，而是解决漏水、修好路灯、做好卫生这些具体的事，“走到巷子里很多人跟我打招呼、有笑脸，群众认可我的工作，这就是民生。”她讲了一个暖心故事。老社区树冠遮挡路灯，居民夜里回家没有安全感。社区开了多轮居民议事会，又向武汉市路灯管理局咨询，最终定了太阳能路灯方案。她想办法让居民参与进来，每盏灯配一个遥控器，灯下贴上认领志愿者的姓名与电话牌，“遥控器掌握在谁手里谁就要有责任。”她认为装灯装的是安全感，人人有责管的是共建共治。

打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还把接待台撤掉、把空间还给居民，设儿童区、直播间，让外卖小哥能进来“喝个水、充个电”。社区直播间如今更多用于政策宣讲——医保缴费、居住证办理，都是居民最关心的事；商户也能免费使用平台，推荐自己的招牌美食。

附近同属江汉区的满春街道清芬社区和肖家社区也启动了“针灸式微改造”。原来杂乱的陋巷被清理出来，两侧墙面悬挂老物件、彩绘历史场景、书写武汉方言，把闲置边角空间变成讲述百年六渡桥故事的“巷陌博物馆”，居民体验好了，游客也能更懂这个城市。万象更新中，水龙巷、火龙巷这些颇具历史记忆的巷名，汉正街、吉庆街这些常常出现在小说中的街名，都成了城市与人水乳交融的见证。 

“结合微更新实践，我觉得真正的文化传承，就是让文化融入老百姓的烟火日常。”清芬社区党委书记陈丹在这里出生长大，她觉得武汉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在于“以人为本”的空间让渡，让潮流文化在最具历史感的空间里发酵。

民生也连着年轻人与老人“两头”。在倪娟这里，“服务好了老人、服务好了孩子，背后其实是一个家庭”，社区里回来的年轻人，正是被老社区的底蕴与便利所吸引，“我们希望年轻人在这里有老房子、有根、有记忆。”

从武昌红楼里的首义枪声，到长江大桥上“一桥飞架”的圆梦，再到中山大道的商埠重生与老巷里的一盏太阳能路灯，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里那张关于武汉的蓝图，正被一代代武汉人一砖一瓦地实现并超越。在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这份纪念落入市井烟火中，便是居民走在街上那一句句招呼与一张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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