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第一卷出版以来，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球造成了巨大影响，如第一卷全球发行量达到660万册，第二卷全球发行达1300多万册。这么大的影响力，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治国理政”是全球各国都关心的焦点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党建的角度看“治国理政”，还要从更宽泛的政治学的角度去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所体现的思想，无疑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从政治学角度讲，“治国理政”本身也是一个公共性的话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名用了“谈”字，很传神地体现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公共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说的是习近平同志对“治国理政”的理解和方法论。推广开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都有“治国理政”的丰富素材。再推广到世界各国，也都有“治国理政”的需求、经验和教训。中国几十年高速发展，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诀窍在哪里，能不能取到经，自然这也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因。

世界各国都需要“治国理政”，“治国理政”就带有普遍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能够进一步丰富这个普遍性。过去，我们经常称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尽管在内容上，与“治国理政”高度重合，但在语言的表述上，更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性。普遍性的东西放在各国，均能适用，而特殊性的东西，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借鉴。这也是世界各国对“治国理政”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内在原因。

当然，世界各国所称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带有普遍性的政治学概念。“民主是个好东西”，从普遍性角度讲，这没有错。问题是西方鼓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一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轻视处于弱势群体的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治不好国家，理不好政，不具备普遍性。

今年的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彻底曝光了西方模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在实际治国理政过程中所突显出来的巨大缺陷。当一场天灾降临一个国家的时候，西方模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仅没起到正面作用，反而和新冠病毒一起，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危害国家安全。如果从“治国理政”普遍性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治国理政”是不及格的。

中国是疫情暴发最早的国家，却在极短的时间把疫情压到了底线。在今年第二季度，成为G20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的国家。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取得这个优异的成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治国理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防疫说明了中国治国理政水平的高超，也展现了中国“治国理政”理论魅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这种背景下出版，将会更进一步地为世界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