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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范式变迁与可持续城市化--鲍宗豪教授在全国文明城市苏州论坛上的讲演

2007年8月28日 来源:新华日报 中国文明网 【收藏本文
     2007-07-29  

  鲍宗豪 1949年出生,浙江奉化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等。近年来,着重研究文化、文明与社会现代化。代表性论著《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权利论》、《知识与权利》、《科学发展观论纲》、《当代社会发展导论》、《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16本。

  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中国有660多个城市,城市化比例达到41%左右。据预测,如果中国每年的城市化比例以1.5%的速度增长,每年约有1000万人口进入城市,那么到2020年将达到1500个城市。中国的城市化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如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21世纪的重大课题。我认为,文明城市是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的选择和理想范式。

  可持续城市化面临四大问题

  中国自古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特征几乎被“全球化浪潮”淹没殆尽。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隐藏在都市现代化背后的诸多中国城市特色危机。   

  对中国来说,21世纪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主要面临以下四大突出问题:

  首先,经济高速增长凸显城市可持续困局。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历程,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严峻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1949年至1978年。当时的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起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在该时期采取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进入1990年代,第三阶段城市化随之到来。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居民收入都步入快速成长的轨道,1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以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契机,我国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在城市扩张和内部空间重组的双重作用下,郊区化现象日益明显。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进行生产与生活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为城市管理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耕地流失等问题,加剧了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

  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进入第四个阶段。我国城市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或进行着大规模、大范围的急剧变化和转换,在一般经济发展中罕见的城市超常规扩张,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虽然这些城市人文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与职能各不相同,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共同的动力机制下,城市发展呈现出一些普遍症状:城市形态演化剧烈,空间聚集与扩散并存,水平扩展与垂直扩展并存;城市建设失控,生态压力巨大,城市环境品质下降;许多城市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历史风貌和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城市识别感不强,城市形象“千城一面”。于是,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城市形态研究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

  其次,城市化加速带来“空间缺失”难题。

  美国学者Kain在1964年首次完整提出了“空间失配”假设。在国内又有译作“空间不匹配”。我把它表述为“空间缺失”。原来是指黑人居住区域比白人居住区域拥有更少的工作机会,黑人寻找工作的困难就会增大,或者工资较低,或者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通勤时间,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高。

  中国目前的高速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高速膨胀的城市空间、亿万流动人口、迅速减少的农地资源、惊人的煤电油运耗损、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不断扩张的工业区和居民区等情况,而且正发生着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大转换即“空间再造”,以及具有市场化和消费化特质的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然而,那种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为价值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再造,是建立在不断剥夺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对空间正义原则的侵害。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以下“六失”:即是“失地”、“失业”、“失居”、“失保”、“失学”、“失身份”。如果城市化变成对一部分人空间权益的剥夺,那么高速城市化就必然变成矛盾的大量积累,极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样的城市化是难以持续的。

  再次,城乡“文明差异”亟待缩小。

  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是加快城市化。根据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只有大幅度减少农民,农民户均耕地才能增加,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增加。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其次,只有城市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城市的发展不仅能为农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科学技术、商贸流通等方面的支持,为农产品提供市场,而且是使更多农民能够分享城市文明成果的基础条件。

  如今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时期过长、农村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条件下,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长期稳定增收,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近年来,国务院陆续批准建设若干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大任务,就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的路径、方式或模式是多样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解构的根本标志是“三个缩小”,即城乡“文明差异”的缩小,城乡老百姓享受吃、穿、住、行、就学、就医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差异的缩小,城乡百姓文明素质差异的缩小。

  第四,盲目规划造成城市特色危机。

  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城市有这样一种评价:中国城市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番评价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是如此发人深省。改革开放以来,一座座钢筋水泥浇铸的“灰色森林”拔地而起,中国自古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特征几乎被“全球化浪潮”淹没殆尽。当人们沉浸于高楼林立所带来的片刻欢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隐藏在都市现代化背后的诸多中国城市特色危机。

  中国城市特色危机主要表现为“六个盲目”:盲目拔高城市定位,动辄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市也要搞多组团;盲目进行旧城成片改造、搞形象工程;盲目迎合小汽车交通需求,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人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盲目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盲目体现第一责任人权威,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造成“六个盲目”的主要原因,可以用“四忘”来概括,即“忘了整体、忘了主题、忘了主人、忘了时代”。

  城市范式迎来新的革命

  当原有的“城市范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的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范式的变迁。

  面对这四大突出问题,我认为,要把城市可持续化发展放到人类城市范式的历史变迁中去考察。

  “范式”一词,首先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用来表明某一时期、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及其可仿效的科学范例与模式。把“范式”移植到城市的概念上来,我们不妨以“城市范式”指称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影响,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具有不同城市价值取向、城市形态与功能特征的城市模式。从“城市范式”的视角来分析人类城市的变迁,那么,当原有的“城市范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的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范式的变迁。人类的城市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四种范式。

  一是“商业范式”的城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市”是商品交换之所。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城市”自然状态、城民日常生活与商业活动,故而要在“城”内兴“市”。中国古代近代的城市主要是都城、商埠中心、海外贸易城市。在西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与商业、手工业和贸易相关。古代与近代城市的“商业范式”,在本质上与朴素的物质世界观相适应。对物质世界的尊重,以及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范式”的城市发展。

  二是“工业范式”的城市。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给西方城市发展以最大的推动,既带来了城市的文明,又带来了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些城市问题是人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的结果,也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笛卡尔主义及牛顿力学(机械)世界观的产物。

  三是“生态范式”的城市。现代以来的生态危机唤起人类的觉醒,使人类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所走过的道路,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钟情于“生态城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启动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步伐。但是,在当今中国,人们对生态城市的认识与操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对生态城市的内涵存在片面理解现象。一些人误把建设“花园城市”、“绿色城市”等就当作是建设生态城市,单纯追求自然环境的美化,简单增加绿地,使绿地时常处于交通和建筑规划后见缝插针的消极地位,因而不能在生态意义上真正起到积极的作用。世界著名生态学家里斯(William Rees)认为,温哥华是世界上生活最舒适的城市,但不能说温哥华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因为温哥华的舒适是把一部分污染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赤字必须引起重视。

  四是“文明范式”的城市。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国学者在反思“生态城市”的过程中,提出以新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生态城市”,同时预言新“城市范式”的诞生。而在我国广泛开展的文明城市创建,正是这样一种与人类城市发展趋势相吻合、体现科学发展理念的新范式,即“城市文明范式”的创建。因为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城市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凝聚,根本上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一种和谐状态。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同时,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和谐的复合型生态平衡城市,是富有市民认同感、凝聚力与归宿感的城市。

  更加突出城市公共关怀

  城市公共空间一旦被我们赋予较多的人文情感、人文关怀,城市将会使每个人感到更美好。  

  文明城市作为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的理想模式,必然体现并实现于文明城市创建的实践中,必然要以文明城市的实践结果来验证和支持。在我国各城市普遍开展的文明城市创建,其本质是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现代化走文明发展道路。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水平在总体上反映城市的可持续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着眼于城市范式的革命,为了实现可持续城市化,当前文明城市的创建,一方面,要以弘扬实践“城市精神”为主线,努力打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需要更加突出对“公共空间”、“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关怀,提升城市化、现代化文明品质,促进社会文明、社会和谐。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支配市民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城市的品位与魅力不仅仅表现在摩天大厦和繁华的街面,更在于它的文化、历史和亲和力。城市精神往往集中表现在四个层面:在行为方式层面,表现为市民在社会行为和交往方式中展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以及市民普遍认同的风俗习惯;在规章制度层面,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行政作风,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风格;在文化生活层面,体现为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精神风貌,浸润于各类重大活动中的民风,学术团体的文化流派与学养内涵;在城市景观层面,表现为渗透在城市规划布局、历史遗存和现代建筑中的精神风格与气质。城市建设形成了城市的“筋”和“骨”,文明城市建设则铸造了城市的“气”和“神”,凸显出“城市水平、城市风尚、城市效率、城市品格”。

  城市是公共的城市。城市化、现代化文明品质的标志在于是否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与机制。因此,文明城市的创建应通过突出“公共空间”、“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多重关怀,促进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与机制建设。

  第一,要关怀“公共空间”。城市公共空间一旦被我们赋予较多的人文情感、人文关怀,城市将会使每个人感到更美好。那么,面对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缺失”困境,如何凸显“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呢?

  一方面,学习世界公认的巴塞罗那的公共空间政策,兼顾城市空间布局的全面性和公平性。首先,应当将明确的易于识别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更新和扩展的目标。由于公共空间直接影响着城市整体面貌和市民生活质量,所以小公园、小广场和人行道的更新与建设,可以在局部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大型公共设施和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则可以全面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推动设施所在地快速发展。其次,城市更新与发展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自1981年开始实施起,得到了历任执政者和规划师的贯彻和延续。在3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改建和创造了450多个公共空间。这种持续的城市发展政策,保证了城市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再次,城市发展应兼顾全面性和公平性。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包括了对整个城市的关注。在所有的街区都开辟了公众活动空间,郊区和城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获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彻底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景观环境,也有效避免了由于旧城改造和更新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要中性化、均衡化,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多元文化能在合理的空间配置环境中和谐共存共生。比如:政府在住宅社区中应强调多样化的人群结构、房屋设计与住房契约,差异化的价格、混合的功能以及明晰的公共领域等。混居虽然会遇到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问题,但适度的多样化混居可使低收入阶层享受到较高的福利设施。尤其是高质量的中小学,可以减少其子女再度陷入贫困的概率。而且,通过与高收入阶层的近距离交流,有助于增进理解,提高其生存能力,化解阶层隔阂。多样化混居的比例一般定为4:1,低收入阶层占五分之一。事实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是采用了类似举措,较有效地化解了阶层之间的隔膜与对立。类似地,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政府公屋”工程和配套公积金制度,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二,要关怀“公共需求”。可持续的城市化、现代化必须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基础。因此,政府在谋求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更应重视与关注民生,关怀城市百姓的“公共需求”。

  从城市需求关涉的人群来看,一般可分四个层次:城市居民的个体需求,城市群体需求,城市公众需求,城市公共需求。要强调说明的是,城市公共需求包含着城市公众需求,但只有当城市公众需求体现了城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展示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才是城市的公共需求。对“公共需求”的关怀,要以弄清公众需求、强化公众需求的服务为基础,编织城市“公共需求”的大网络。并且使城市个体、群体在追求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兼顾集体和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兼顾长远发展的需求和利益。

  第三,要关怀“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既是一个城市吸引人、凝聚人,使其成为适宜居住城市的关键,又是一个城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农村与城市的最大差异,即在于农村很难享受到与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目前,对于城市低收入聚居区和边缘社区(如城乡结合部、衰退的单位制社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来增强其潜在价值,比如搬迁大型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开敞空间、改善交通可达性、进驻优质教育医疗机构、完善社会治安和水、暖、气供应等。一方面可以改善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可提升较弱区位的价值,吸引投资者和中高收入者入住,进而达到混居和谐的目标。

  城市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载体,就是要在文明城市的建设实践中,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通过科学公正的评价体系真正引导文明城市创建,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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