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统治者虽然都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但商人备受异议的同时，商业却总是挥之不去，招之即来。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以来，民间烟火，少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政府税收，总是需要商业和商人的付出。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态度，总是“才上眉头，却下心头”。

但是，西方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潮和相关政策，推动了世界物质和商品的流转和交换，逐渐形成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一体化的经济体系，不仅为实现民富国强提供了持久的保障，而且也为他们全球性的资源掠夺和制造贸易磨擦找到了最合理的借口。中国向来就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诚，更有礼尚往来，怀柔远人的友好。张骞凿通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都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更是中国商人主动参与全球物品交换的作为。

明清时期的香山澳门和广州黄埔码头海关，虽然时开时闭，但仍然挡不住南北季风下的中外商船，还是堵不了潮起潮落时沿海走私的贷物。粤海关一口通商，十三行承接着中外商贸事务，而珠江口伶仃洋畔的香山澳门，成为事实上的广州外港，大批南来北往的西洋商人、传教士、官员和游客云集澳门，香山人也因此有了与西洋人接触的合情合规的理由。300多年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香山人学会了“夷语”，了解了“夷情”，懂得了“夷务”。因此，熟悉中外商贸业务的买办、通事、掮客、引水等，在香山一域最早应运而生。

 香山县因有对外交往的窗口——澳门，也因东与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彼此相望，北与物产丰富、贸易鼎盛的佛山和广州连接，明清以来就有不少香山人以中外商贸为业，出现了以莫仕扬、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家族。也因澳门码头的便利和香港航运的优势，香山人有了通往海外的坦途，有了拥抱世界的机缘。有海水处，就有中国人；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香山商人的足迹。旧金山的发现，掀起了出洋“淘金”的热潮；新金山的开发，成就了香山侨商的梦想。时势创造了英雄，英雄也主导着时势。在澳洲没有淘到金子的香山华侨，却从英国商人那里取回了经营现代百货的“真经”。

获得“真经”“白银”的香山侨商，并没有在澳洲“落地生根”，而是回到祖国家乡，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投资创业，希望有朝一日“白银”生“金钱”，“真经”能渡人。19世纪末，马应彪与同乡合股在香港试水，创办先施公司，经营环球百货，其装修内外富丽堂皇、购物实行发票制度、商品明码标价、导入货不二价、雇用青年女售货员、实行定时营业和星期天上午“守礼拜”的做法。这些“新奇无匹”的惊世之举，改变了传统零售业“满天叫价，落地还钱”的销售模式，也培养了中国最初的职业女性。受先施公司的影响，马应彪的香山同乡郭乐郭泉兄弟、蔡昌蔡兴兄弟等香山侨商，参照先施公司的做法，招股筹资，先后分别在香港、广州创办了永安、大新百货公司。这些新创办的百货公司，以压倒性的巨大规模、新式的服务理念、科学的合理性等近代商业经营方法和豪华舒适的商业空间，受到开始具有新时代知性和感性的都市市民的热捧。

但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的香山侨商，并没有满足于香港和广州的成功，而是瞄准了人口密聚、购买力和消费力超强的大上海。作为租界都市和中转贸易都市的上海，在19世纪末就成为中国在国内外贸易和工商业领域占据第一地位的大都市。进入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登台的资本家、中产阶层和劳动者中的上层，已经有了更加厚重的力量积蓄。作为大消费时代的大众消费者，他们已经成长为带动上海消费文化和都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日益欣欣向荣的上海，马应彪、黄焕南、郭乐、郭泉、蔡昌、蔡兴、刘锡基、李敏周等香山侨商，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抓住时机，相继携资来沪，再闯上海滩，重塑“新世界”。

1917年10月马应彪在上海创设的先施百货公司开业后不到一年时间，1918年9月郭乐兄弟创设的永安百货公司也正式落户上海。1926年李敏周和刘锡基创设的新新百货公司和1936年蔡昌兄弟创设的大新百货公司，在先施和永安两大百货公司所在的南京路西头相继诞生。虽然在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到来之前，南京路上早已有福利、汇司、泰兴、惠罗四家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但这四大百货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西洋人，经营方式又过于墨守成规，不能满足上海人的需要。因此，锐意进取的香山侨商创办新的四大百货公司后，洋人百货公司在上海零售业界的地位很快就被香山侨商百货公司所取代。

香山侨商敢在拥有条约保护特权的西洋商人盘踞的南京路相继设立四大百货公司，决不是头脑发热的即兴之举，而是调查研究后的英明决策。先施公司进入上海前，曾两次派人来上海调查，并与沪上商界人士反复切磋，“觉地方之富庶，铺户之稠密，生意之广大，人物之繁华，殊非港粤所可企及。”西洋百货服务洋人而非华人，而华人经营杂货，规模狭隘，资本薄弱，只能瞠乎西洋百货之后。在他们看来，“欲与之竞争，非急设立大公司，殊不足与之争衡。”因此，先施公司兴建的公司大楼，不仅占地广，建筑和商场面积大，而且经营的商品多和雇员众。尤其在经营方面令人耳目一新。首先，打出“经营舶来品牌商品”的招牌，商品陈列整齐，优良种类繁多，吃、喝、玩、乐等样样齐全，是上海过去从未有过的百货商店，使图新鲜、讲场面的上海人大开眼界。其次，“明码标价，发行发票”，减少了顾客赊账和讨价还价的同时，还有效地增强了顾客对商品和百货公司的信赖。再次，给予店员周休，大胆雇用女店员。作家林徽音就记忆犹新地说：“公司方面还入时地雇用着女售货员。女售货员大都设在男子应用品的柜台上，如烟草柜之类，也许是由于从那柜台出过女皇吧，或者是由于它的主顾大半是大学生一类的人物，自来水笔的柜台上的女售货员总是更精选的。”当然，公司也采用男店员来应对女顾客：“而在主顾是女子的柜台上，如化妆品柜，它的售货员却往往是男子的，而且是精选的男子。至于绸缎部，非特售货员是一律的男子，而且大半还是苏州人，会小心地侍候着他们的主顾。”可见，先施公司不仅从物品丰富和装饰陈列上吸引有钱的主顾，而且在店员形象、性别语言上牢牢地抓住顾客的审美之心。   

先施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创新之举，也更大地激发了永安、新新、大新百货公司的创造力。他们虽然大都曾是先施的合伙人或投资商，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不过，他们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撕杀，而是在经营方式方法上各自出奇制胜，彼此协作共赢。在公司大楼的建造设计的风格上争奇斗艳，在广告宣传上也各出机杼：先施有被称为“消费与欲望的象征”的摩星塔，永安有上海首屈一指的天韵楼，新新有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广播电台，大新有当时上海最早引进的商场自动扶梯；先施有先施乐园的游艺场，永安有大东跳舞场，新新有自己的茶馆餐厅，大新还有“天台十六景”；先施有“一元商店”，永安有“大减价”，新新有“廉价商场”，大新有“买一送一”；先施有橱窗，永安有霓虹灯，新新有玻璃电台，大新有玻璃柜台。

他们是同乡同行，又同在南京路上经营百货公司，虽然彼此有竞争有协作，但更多的时候是默契和团结。他们在澳洲经营水果杂货，到香港、广州打下百货公司基础，再到上海创办百货公司，一路相互扶持，守望相助，不仅以不断创新的经营方式为上海的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衣、食、住、行、娱的优质服务，而且塑造了新奇、富丽、生动的城市空间，改变了上海人的消费观和审美习惯。他们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因此成为上海南京路上的一道壮丽的风景，而他们和上海的香山人也在经营百货公司的过程中，用自己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点亮了南京路，成就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

（胡波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