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四合，南京路的上空被霓虹灯光点亮，从夜空中划出一条灯光汇成的河流。这条河生长于田间草丛，东端起始于南京路外滩，西头连着静安寺。一百年来南京路即魔都的象征，而“城开不夜、窟宜销金、商业甲寰中”成为南京路的真实写照。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南京路从初始形成到“飞楼百丈凌霄汉、车水马如龙”的“中华第一街”也经历了漫长的一百年。对于南京路的繁华，不同地缘商业群体都作出过贡献。但无可否认，广东人尤其是香山人的影响更为突出。商业史把上海的商业业态划分为杂货店、京货店、广货店、京广杂货铺、洋广杂货铺、大百货公司等六个阶段。在这一将近百年递嬗流变中，旅沪广东商人在大部分时间都以独特的商业精神推进了上海百货商业的演化。

广货因工艺、款式受洋货的影响，很长时间畅销上海的零售市场。从广货店到京广杂货铺、洋广杂货铺，商业业态在变，广货始终没有被淘汰。其秘密在于广货店的不断进化。最初的广货店资本在一二千两左右；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广货店的洋货比重增加，升级为洋广货店，资本额增加到二至三万两。《胜游小记（全亨）》一文对抛球场的全亨内部商场有细致入微的描写，整个商铺尽情展露租界生活的五光十色，从稀罕的八音琴、机械玩具、风扇、吹奏乐器到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作者不由赞叹“全亨为沪上洋广货铺首屈一指、其屋宇之高广深邃、无与比伦”。据说第一家广货店由香山郑氏1844年设于英界二马路抛球场，该处后成广货店聚集地，全亨、华彰、有隆均设此处。在四大公司出现之前、上海最高档的华人商铺即由广帮垄断。

至20世纪初，将近半个世纪，洋广杂货铺一直以“批发东西洋广各货”为标榜。所售商品有“八音洋琴、自鸣时钟、企头贡呢、顶上海虎绒、丝绒、时花庄缎、新式盘花、珠边纱缎、花边、各色金山绒毯、上等百花香水、各款新式洋灯、新款座钟、金表、走盘洋珍珠、顶市广袜、红黑拷绸、各色湖丝、时花云纱、幼细夏布等”，满足了开埠后逐渐改变的中上层市民的生活需求。

至1910年代，上海广帮的洋广杂货铺渐显颓势，但通过追赶商业新潮、又延续了一二十年。直至1935年，老悦生才收歇，前后91年。

1917年，先施公司在上海南京路浙江路口落地。嗣后，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掀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零售业的革命，其内容概而言之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商品极为丰富。从19世纪洋广杂货铺“专销东西洋广各货”扩展到“货搜全球”，世界各国的适销产品皆在采办销售之列。与此同时，四大公司对国货和各地特产的搜罗、销售也超轶前代，漠北的兽皮、福州的漆器、景德镇细瓷、名贵刺绣、著名国货工厂产品无不搜罗殆尽。

二是营销手段的突变。传统时代的商业是街坊、熟人商业，以有限空间内的客流为销售对象。现代商业以数以百万计的都市陌生人为服务对象，促销手段发生革命性变化，如大量使用广告，从纸质到广播、电影、霓虹灯等。其次，薄利多销，促销方式有大减价、多买多送等。

三是注重商德，强调货真价实，诚实经商。香港先施公司初创时即标榜“不二价”，拒绝讨价还价。

综合上述，广东人在上海百货业的巨大影响不自先施公司落户沪地始。开埠之后，广东商人即抢滩上海，在当时的商业繁华地建立大商场。从广货店到洋广杂货铺再到大百货公司，广东人、香山商人一直引领、推动着上海商业业态的流变，扮演着开风气之先的角色。

广东人、香山人的商业精神得益于数百年与西方的交往，长期受海洋文明的影响。上海商业史上广东人、香山人的一百年虽以四大公司更为人熟知，但早期史同样精彩，其商业精神一以贯之。如开设广货店者非尽广东人，但投资二三万两非粤人莫属。从单一的广货店到洋广杂货店，广东商人根据租界华洋社会日染西化的趋势，适时作出调整。在营销手法上，20世纪初，广货店纷纷吸纳沪上外资百货公司开设玻璃橱窗，大力推行薄利多销。一些老广货店奋力追赶新潮，焕发生机。老悦生1931年还在四川路武昌路新设了分店，显示了良好的经营势头。童叟无欺，人们向来认为先施公司是首创。其实不然。华彰号早在1900年即宣布奉行“真不二价”：“片言九鼎，毛遂见重，平原一诺盖闻，千金季布，传成谚语，惟其勿三勿二，是以无诈无虞，此生意一途所以贵昭划一也。本号创设三十余年，凡洋广新式杂货与及莨绸云纱夏布等莫不美备整齐而货物之精良价值之公道，向蒙仕商赐顾，早已远近皆知然贵客云来，门几如市，纷纷议价，将有应接不暇之虞，今拟自庚子年始一律皆不二价，庶几鱼笺雁札堪凭片纸以邮传，白叟黄童均得孑身而价，购务归真实，便孰如之。”

（作者宋钻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