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年6月9日的“国际档案日”是传播档案文化、赓续历史记忆的重要窗口。今年“国际档案日”主题为“请听档案说”。6月7日、8日，香山书院与中山市档案局、中山市档案馆、中山市地方志办联合举办活动，通过香山文化主题讲座和档案展览等形式，让公众近距离了解档案，感受档案背后的故事，揭示其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赋能文化兴城。

在香山书院藏书阁，皇皇巨著《广州大典》赫然陈列，镇守着一方历史风华。

《广州大典》中的“广州”主要指清代广州府的辖区范围，包括今天的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东莞、深圳、香港、澳门等多个城市的全部或局部地区。《广州大典》是全面展现岭南文化精髓的集成之作，全套丛书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共520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诗词歌赋，涉猎范围极为广泛，是岭南文化大家庭的共同记忆。

6月7日，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文献整理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赵新良亲临香山书院，以《广州大典》古籍编和民国编所涉及的香山档案文献为对象，与市民读者一起探讨香山县档案文献的重要作用，揭示档案文献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互构关系。

回到历史现场
为香山文化画像

作为广州地区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大典》与香山文化及档案文献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既能深化对香山文化的认知，又能拓展《广州大典》系列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岭南地域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

赵新良结合研究成果，总结了香山文化的多维特质，描绘了香山文化的立体画像。他认为，香山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崇文重教、宗族聚合、华侨认同等特点。

香山地处珠江口西岸，自唐代起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代澳门开埠后，这里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以海为田”的生存智慧，孕育了香山人勇于拥抱海洋的开放基因。到明清时期，香山商帮纵横广州、上海及东南亚，加上中国首位西医黄宽、近代留美先驱容闳等人物的涌现，更印证了这片土地对多元文化的吸纳力。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香山地区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贯穿始终。晚清实业家唐廷枢、郑观应等引领洋务运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商战”思想，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先声；民国时期，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皆出自香山，重塑了中国商业格局。在政治领域，孙中山与“四大寇”的革命活动、唐绍仪等政治家的实践，更彰显了香山人“突破传统、勇于革新”的精神底色。

尽管地处岭南边陲，香山的文教传统却璀璨夺目。赵新良指出，如果说明代以前尚是香山文化的孕育期，那明中后期，香山文化则异军突起，形成了若干显赫的文化世家大族，如黄氏家族、何氏家族等，香山文化进入勃兴期。进入民国时期，香山侨乡兴办学校，引入西方教育体制，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社会变革与国家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宗族制度是香山传统社会的重要基石。明清时期，香山县的宗族组织深度参与乡村水利兴修、防卫治安等公共事务，林、孙、杨、郑等大族通过谱牒、祠堂、族规等维系内部团结，代行部分政府职能，如清代香山“四大都”宗族联合体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香山人远渡重洋，形成庞大的华侨群体。他们一方面将西方文化、技术与资本引入故乡，推动香山城镇的近代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侨批、宗族会馆维系血缘乡情，形成“离乡不离根”的文化认同，成为近代侨乡文化的鲜活样本。

《广州大典》与香山档案互动
揭示历史的关键细节

赵新良在讲座中指出，香山档案文献堪称岭南文化的“基因库”，其种类涵盖方志、族谱、契约、公文等。中山市档案馆藏的《明清香山档案文汇编》收录 867份档案，系统呈现了明清时期香山的政治更迭、经济活动与社会风貌；《明清时期澳门档案汇编》则以6卷宏幅，揭示了澳门作为香山一部分的历史实态。此外，民间族谱如北山杨氏、望夏赵氏等家族文献，更填补了官方记载的空白，成为微观史研究的珍贵素材。

《广州大典》与香山县档案文献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岭南文化研究的宏观与微观视角，对粤港澳人文湾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广州大典》古籍编收录的164种香山文献中，黄佐《广东通志》、黄培芳文集等方志典籍，构建了香山文化在广府体系中的坐标；《广州大典》民国编则聚焦广东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中山宪政汇编、县政府公报等文献，为研究近代香山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他举例表示，《广州大典》收录的香山籍人物著述，与香山县档案中的原始文书形成双重印证，如郑观应《盛世危言》与香山县的原始文书互相呼应，增强了历史叙事的可信度。同时，《广州大典》中的详细记录，也补充了香山县档案可能遗漏的历史细节，让历史叙事更加完整、真实，增强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赵新良近年整理出版的《（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笺注》（以下简称《采访册》），是清朝道光年间为纂修地方志而进行的前期资料调查，记录了香山县（特指今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经济形态与文化传承等内容，是现存唯一一部关于香山县及澳门的采访册。本书不仅对原书名《澳门志略》进行了正名，还对文本内容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详细考证，纠正了前贤研究中的错误，保留了一部较为准确的“香山澳门及下恭常都十三乡史”。

赵新良表示，在《采访册》整理过程中，也面临体例混乱、内容缺漏、信息破碎等挑战。通过大量档案文献查阅、互证，以及跨文化名物的对照考证等，最终形成了现有《采访册》，为研究清中期香山地区与澳门的政治管理、人文交往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确凿史料，成为近年来澳门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从文献整理到文化传承
在历史深处寻找走向未来的力量

“档案文献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明创新的源头活水。”正如赵新良所言，当前香山文化研究正从文献整理迈向价值阐释阶段。

中山市档案馆近年来推进文献数字化工程，建立线上目录检索系统，实现“让史料多跑路，让学者少跑腿”。同时，通过专题展览、短视频传播等创新形式，让沉睡的档案走向公众，不断激活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

赵新良表示，不同文献研究之间的联动也可以继续深化。例如，通过OCR与知识图谱技术，建立《广州大典》与香山档案的数据关联，深化人物、事件、产业等多维度研究；系统梳理海洋经济与文化交流，剖析华侨在广东近代化中的双重角色，强化研究深度与广度；抑或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方法，探讨传统基层治理模式对现代乡村振兴的启示，挖掘历史智慧的当代价值。

从宋代建县到湾区时代，香山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在历史浪潮中书写着开放与创新的传奇。在数字化与全球化交织的今天，我们与档案文献的对话，或许只是翻开了这部时空大书的一角。还有更多故事，仍在时光深处等待被发现，被讲述，被传承。这也正是在“故纸堆”里发现“新世界”的意义：让过去与现在相遇，在历史深处找到走向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