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堂失意到江畔行吟，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屈原以生命铸文、以风骨立世。这之中，是怎样的心路历程？8月22日上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李伟荣受邀做客香山书院大讲堂，带来“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约专题讲座”《屈原与〈楚辞〉》，带领听众层层拆解《楚辞》文本，读懂千年辞赋背后的灵魂独白和终极叩问。

讲座上，李伟荣聚焦《离骚》，剖析屈原自述家世、自证高洁的情感逻辑，并结合比较文学方法，解读屈原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感，厘清理想抱负与人生悲剧交织的深层宿命。同时重点品读《天问》，发掘作品中跨越千年的思辨意识与理性追问，看见屈原不困于世俗的求索精神。

一部华丽的精神自传：天命之所归

“我们通常说《诗经》是现实主义，《楚辞》是浪漫主义，为什么是浪漫主义呢？因为它是一场情感的盛宴。”李伟荣在讲座中指出，《楚辞》不仅是屈原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伟大的个人抒情长诗。而全诗的精神底色与悲剧力量，早已藏于开篇数句之中。

李伟荣重点解读了《离骚》开篇的深层意蕴：屈原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追溯血统，彰显自己作为高阳氏后裔的尊贵身份，锚定与楚国命运紧密绑定的政治合法性；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的“三寅”吉祥生辰，赋予自身天降使命的天命光环；又通过“正则”“灵均”的美名，确立公正、均平的道德准则。

在李伟荣看来，屈原从血统、生辰、名字三重外在维度，构建起“天命所归”的完美自我形象，呈现出先秦宗法文化下独特的“外向确证”自我建构模式。同时，屈原又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内美+修能”双重塑造，实现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这恰恰形成了“先天完美”与“后天坎坷”的强烈反差，为《离骚》的悲剧感染力埋下伏笔。

为让听众更清晰地认知《离骚》的情感逻辑和文学特质，李伟荣引入比较文学视角，将其与惠特曼《草叶集》中的《自我之歌》对比解读。

他介绍，两篇作品同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彰显自我”的个人抒情诗作，均运用自然意象，却在核心表达上截然不同。《离骚》采用“外向确证”的自我建构模式和以“朕”自称的单向独白叙事，用香草意象延续等级化的“比德”传统；《自我之歌》则立足“内向自证”，不依托任何外在权威，以自我赞美为起点，借与读者互动式的平等对话完成个体与万物的交融，用普通的“夏日草叶”象征“万物平等”的理念。

“《离骚》是一部华丽的精神自传。”李伟荣说。通过对比解读，不仅呈现了先秦贵族诗歌与美国19世纪民主诗歌的分野，更恰好反衬出《离骚》的特殊性：绑定家国命运的“天命自觉”，让他上下求索的华丽抒情，演变为一场撕扯的、沉重的宿命悲剧。

投向宇宙的终极叩问：问史亦问心

“如果说《离骚》是屈原的精神自传，那《天问》就是他对着整个宇宙发出的一声怒吼。”李伟荣如此定义《天问》的文学与精神价值。据他介绍，《天问》全篇抛出170余个问题，涵盖宇宙起源、天地构造、天体运行、历史兴衰等诸多维度，即便时隔两千余年，其中诸多命题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历代学界多认为《天问》晦涩难懂，一是因文理杂乱，二是因内容深僻，难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答案。但在李伟荣看来，《天问》的价值从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贯穿全文的怀疑精神与理性思维。

“我们通常以为《天问》是屈原在问天，其实他在问史，更在问心。”李伟荣一语道破作品核心主旨。他解读，屈原追问夏商周三代兴亡，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警醒世人，揭示“天命在德”的政治内核，为楚国敲响治国警钟；屈原质疑上古神话传说，探寻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本质是痛恨朝堂乱象，渴望秩序与法治；屈原为鲧刚正被诛的遭遇鸣不平，实则是以鲧自喻，控诉自己忠而被谤、直言遭贬的人生悲剧。

在李伟荣看来，《天问》早已超越单纯的“问题集”范畴，而是屈原面对家国危局、理想破灭时的绝望申辩状。“它的伟大，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展现了一个清醒的灵魂，在面对国家即将崩塌、历史即将重演时，那种绝望的理性。他试图用逻辑和历史去说服一个疯狂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李伟荣感慨道。

千年屈赋的当今回响：悲悯与求索

讲座尾声，李伟荣梳理了当今大众阅读《楚辞》时普遍存在的两大误区。

不少读者由《楚辞》中反复出现的“求女”“美人”意象，衍生出同性情感的猜想。李伟荣表示，这是对“香草美人”比兴传统的典型误读。他解释，中国古典政治伦理中君臣、夫妻关系常常互相比照，臣子事君，如同妇人守贞。屈原笔下怨妇般的愁绪，寄托的是君王听信谗言、忠臣遭到疏远的政治感慨，“他爱的不是楚怀王这个人，而是‘美政’的理想和楚国的土地。”

“经常有人问：《楚辞》被称为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但里面又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样写实的句子，这不是矛盾吗？”面对这样的误解，李伟荣回应，二者并非冲突，中国式浪漫的底色就是悲悯。“《楚辞》的浪漫主义并非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根基正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深切悲悯。”他同时强调，研讨文论不能囿于西方框架，要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

回看《离骚》诗篇，屈原驭龙凤、赴昆仑，开启一场宏大的精神远行；待到飞升九天之际，垂首望见故土，他又黯然止步，在“国无人莫我知兮”的绝望和“即身离故都而去矣，一息尚存，此心安放”的挣扎之中，选择了死亡。李伟荣解读道，若无“哀民生之多艰”的沉痛，便没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浪漫。屈原的殉道之举，亦是希冀以自我牺牲，撼动世人、警醒朝堂。

“屈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李伟荣说，今人重读《楚辞》，不在于效仿悲剧性的献身行为，而在于其“悲悯”与“求索”的精神底色。即坚守理想、心怀天下，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以实干报效家国。